因为家里穷,我来北京上大学时,带的是母亲手做的一床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在学校,我们睡的是木板床,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垫一半盖一半。
我到大学之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贫困学生,对党的感情很深,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于是对社会工作很努力。但因为“过于努力”,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对同学要求过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辅导员都帮助我仔细分析,告诉我哪件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哪件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时候工作偷懒了,辅导员一旦发现,批评也很严厉。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有个特点,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当时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我是个农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里孩子干活娇里娇气就很不耐烦,就嚷嚷,有时还公开点名批评。
辅导员在一旁观察到了提醒我说:“你这样做可不行,让学生参加劳动本身就是锻炼,应该允许有个过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对同学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冷眼看待。”这些批评都是很尖锐的,也都起了作用,后来我们整个班级的团结都搞得很好。
那时候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严格要求,有问题就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厉害,一点都不留情面,那种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记得有一次,班团支部在讨论发展一个同学入团的时候,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告到辅导员那里去了。辅导员问清了情况之后批评了我,他对我说:“人家是团支部讨论,你不过是列席参加,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允许讨论。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个人的意见代替别人的意见,而且在你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人家也是不对的,你可以下来以后同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方法。不能因为你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就以势压人!”他给我讲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愿望也实现不了。
这些事情对我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在政治上,辅导员给我指导是很具体明确的,但也是很严格的。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辅导员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我谈话,特别是在入党动机上,反复找我谈话,让我明白一个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我不觉得这些谈话是形式主义,也不觉得不断提出的要求是多余的,反倒是觉得辅导员每和我谈一次话,我都很有收获,使我进步很快。在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成为我们年级的第一个预备党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辅导员和我们分开了,但辅导员始终教导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记住了辅导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风浪中,我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辅导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我的父母。特别是大学初期,正是年轻人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非常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辅导员制度是很成功的,我终身都不会忘记辅导员给予我的教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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