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是怎样炼成的

　　于丹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机制所创造的众多神话之一。就像这个机制曾经创造了“超女”、郭德纲、张艺谋、易中天、王朔一样，它也创造了于丹这个可以向大众提供文化消费的符号。所以，我们在思考于丹现象的时候，总要先弄清它的属性，才不会犯“十博士联名‘倒于’”这样的错误。

　　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2000年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大众的消费欲望，与1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却一直表现得相当滞后。文化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反应，基本停留在道德谴责和趣味分歧上。就像这次“十博士联名‘倒于’”以及众多读者对于丹的批评和质疑，虽然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有人指责她的心得“是对经典的猥亵与糟改”，也有人批评她用专制文化的糟粕愚弄大众，但她的“浅”和“俗”，她的快餐文化特征，几乎是所有人的一种共识，包括她的粉丝，甚至也不避讳说她的书属于“心灵鸡汤”。

　　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不能说全无意义，但事实上意义不大，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声势有了，实际效果则很难说。所以我想，与其大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来，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够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内在的依据或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学者以及众多的读者（欣赏于丹的读者也很多，甚至更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在这个事件当中，究竟投射了怎样的当今社会的集体潜隐紧张？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深入地思考和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可能比指出于丹的书里有多少硬伤，她的心得是不是歪曲了孔子、庄子的本意，她所熬制的这锅“心灵鸡汤”是大众的补药还是毒药，都更有意义。

　　有一点很清楚，于丹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正是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大众面前。于丹能够迅速走红，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中央电视台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会不会造成媒介的霸权和专制？它是不是伤害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而大众的行为又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这个传播系统所操纵？其次，以中央电视台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它所兼有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营的双重特征，有没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把经过自己筛选、甄别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或一种行为准则，作为商品推销给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只能在懵懵懂懂中成为被动的接受者？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从于丹现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名利双收——所谓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曾经谈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他认为，早年的电视还能关心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注意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却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其背后正是商业逻辑在起作用。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则最终体现在收视率上。高收视率必然带来高额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它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使电视从信息、文化的传播手段沦为某些人的“印钞机”。

　　事实上，我们从《百家讲坛》对于丹和易中天的经营中不难体会这一点。甚至，《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也不避讳这一点，他曾表示，就是要把这个节目做给更多的观众，做给那些不读书或者没有时间读书的观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出受观众喜欢的学术明星”。所以，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他干脆不屑地说：“搭理他们干嘛！”这种态度典型地表现了身居强势媒体的发自内心的优越感，说明他们根本无意讨论严肃的文化问题。那么他们真的只是出于向观众普及传统文化这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吗？我倒宁愿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收视率可能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还是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视率，他们宁肯伤害传统文化。

　　但是，毕竟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接受了于丹，甚至欣赏于丹。媒体强有力的影响是一个方面，然而，另一方面，从社会大众的角度，从文化消费的角度，也还存在着某种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把于丹造就成现在这个样子。群众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对大众来说，流行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流行本身。当一个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就意味着它可能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感。它将因此而产生新的意义，并成为大众心理归附的符号。

　　于丹的命运就是这样。她与媒体的合谋，调动和诱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具体说来就是对孔子和庄子的需求。大众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以及灵魂的探讨，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内转，人们开始更多地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以为可以成为解救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排斥传统文化的。所以，传统文化需要经过一番装点美化，才能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央电视台。

　　于丹的本事就在这里显示出来。比方说，她在讲《庄子》的时候，提到了这样一段：

　　“庄子写过一个叫支离疏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已经够奇异了，他描写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人，双肩高过他的头，这个头有多低呢，低到他的肚脐以下，这个本应该是垂在后面的发髻呢，他是冲着天的，他的五脏六腑都挤在后背上，还是个驼背，然后他的两条腿就直接长在肋骨旁边。你看这样一番形容，这不仅是丑陋了，而且近乎狰狞啊，这样的一个人走出来，不是像怪物一样吗？那这个人又怎么生活呢？庄子说他就替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替别人去筛糠、簸米，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支离疏这样的人，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狰狞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比别人获得的更多。”

　　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思想的源头之一。人们把他当作消极的、不与社会合作的代表。所以，要把他贡献于当今的和谐社会，于丹教授真得拿出真功夫来。就这个例子而言，她的办法，就是腰斩庄子的思想。

　　读过《庄子》的人应该知道，于丹讲的这个故事出自《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他在讲了“足以食十人”之后，接着讲道：“上徵武士，则支离疏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疏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这样看来，庄子的本意，是要说只有像支离疏这样无所用于当政者的残疾人，才能全生免害。

　　而令人惊讶的是，于丹居然把它改写成一个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真是佩服佩服。但是，以于丹教授的才学，不会不知道庄子在说什么。但她宁肯歪曲庄子，也要迎合某种东西。她迎合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意识形态也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了经过于丹重新解读的传统文化。所以，“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而于丹所提供的反求诸身的心灵自省方式，所反复强调的你自己的心态，都带有一种廉价的道德说教的性质，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她所能做的，顶多是抚慰一下他们极度焦虑的心灵。

　　在这场争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十博士与其“倒于”，不如也到电视台去讲一讲。这当然是好事，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根据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的。他在演讲中提醒公众注意，电视正在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巨大的危险。但是，这在布尔迪厄也许很简单，法国的电视台并非不能接纳他，而对于“十博士”来说，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学识不成问题，但收视率呢？电视台不能不考虑，同时还要看你愿意不愿意放弃你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