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中国人,让啊,突然进入公民社会,突然获得了权利,很多人不习惯……”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安库雷
3月4日,北京。打假若干年后王海在媒体面前依然以墨镜示人
两个王海
打了12年假,从毛头小伙儿到5岁孩子的爸爸,王海仍觉得自己“算是个愤青”,“整天火儿大”。
今年春节结束,他驾车从老家青岛返回北京,就生了一肚子气。高速公路山东河北界、河北天津界的收费站堵得老长,各花了一个来小时才通过。“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14个小时。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他说可能要到济南举报高速公路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打算先起诉航空公司,告他们收机场建设费。而春节前,北京一中院刚刚开审他状告如烟欺诈的案子。
这只是一个王海。
另一个王海呷一口咖啡,略带点坏笑,摘下墨镜的眼睛瞟向窗外的人流,“我们就是给人家当枪使的。”采访两个多小时,这句话他讲了三遍。
“枪杆理论”并不新鲜。2006年4月,有人在他的博客攻击他,“你就是一杆枪,给出钱的客户攻击竞争对手用的;心里有鬼从来都不敢摘下墨镜,打着我们消费者的旗号,假装正义凛然的骗子。”
王海立刻出来反击:“企业之间互相监督,有什么不好?如果企业之间都找枪手把竞争对手的毛病揭露出来,受益的还不是广大消费者吗?做一杆枪,参与行业自律,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这人可悲又可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有些人的观念还这么落后呢。”
他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两项工作,其一是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其二是扮演“讨厌律师”和志愿者的角色,或代理消费者起诉各种不法商家,或主动找企业的非法问题(主要是欺诈行为)采取行动,有时候是非营利的,有时候也可以得到收益……
“非营利组织和讨厌律师的发展都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峥嵘往事
2006年6月,“王海热线”作为非营利部门,正式从他任执行董事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划出,王海开始“两条腿走路”。此时,距他1995年在北京第一次依据“消法”第49条的规定,购假索赔受挫已有11年零3个月。距他的大海公司正式开始办公,也有了8年零10个月。
“当时看他,就是一个淳朴的山东青年啊,表面看不出睿智的样子,但是很‘杠头’。”1995年率先报道“王海现象”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说。
当年10月,这“杠头青”二度进京城打假,一周之内获赔8000元,到11月,他在安定门某商场购假付账时,已有收款员认出他,并提醒售货员:“小心!别让坏人钻了空子。”
随后,中消协与中国消费者报举办研讨会,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专家何山等人力挺“王海现象”。
“消法颁布了近两年,终于冒出了个王海。”何山感叹。此后,媒体纷至沓来,王海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墨镜也随之寸步不离身。
1998年,王海“打假英雄”的声誉达到顶峰:在上海与访华的克林顿夫妇对话,并被克林顿称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1999年算是一个转折。因为揭露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他被这家公司及其“伙伴报纸”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一时间,“黑吃黑”、“王海疯了”之声不绝于媒体。
2000年,王海宣称个人打假“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个人打假索赔,旋即又引发地震:打假盟友刘殿林等公开与其“割袍断义”,因为“王海要扼杀‘王海现象’了”……
如今,刘殿林等也走向了公司化打假,接受客户委托,做一个调查“几十万很正常”。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是误会,并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王海为老师。
王海则直言,个人打假仍有可为的空间,但打假者、维权者面临的环境在恶化。
“经营者利益集团在变强,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不正当利益写进法律,而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则是缺位的。”他说。
他认为消协也是利益导向,“连‘3·15’标志也要收钱。”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