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精神指导中国经济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国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经济模式就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局势和过去相比大不一样了，也不能够照抄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模式。这些新的关键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出口导向政策的投资成本等等，这些都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的情况下，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可持续、平等地发展。

　　当然，在这里就需要一些新的衡量指标，比如绿色GDP，以及人类发展指数，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使用的。在这些改革背后，在这些新模式后面，是一系列我们所谓的新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人获利，即使高速增长也不能保证所有人就业。

　　我想集中讲两个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和中国发展的动力、活力。

　　第一个是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由以工业为主的发展中进行转向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呢？我所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中国能够制定适当的政策的话。现在生产可能会超过国内需求，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出口固然将会继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去出口所起的作用，现在可以以其他方式取得，例如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也可以在内部进行一些可行的竞争，当然这需要确立强有力的竞争法，在这个法律的指导下可以使强有力的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只是靠外贸增长也并不是现在所必要的。例如中国以往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外贸增长来争取资金以促进经济发展。从经济增长战略角度来讲，必须促进国内的消费需求。当然，在达到这个目的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困难。

　　谈到中国现在的消费以及生活水平的情况，前些日子我到中国西南一些比较穷的地方查访。九年之前我也到过这些地方，发生的变化是很巨大的。我在一个非常遥远的侗族村庄住了两夜，这个村庄有沥青路、有电，还有网吧，你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多么大！这是由于减贫的努力造成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电器化，政府还给他们提供贷款，让他们买农业优良品种等等。所有这些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可能都能用于描述人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这个国家获得了很高的储蓄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有一半国家现在都要提高自己的储蓄量，中国现在问题却是要降低储蓄率。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解释或者称之为储蓄的成功或者说消费率太低的问题呢？可以做四种相互联系的假设，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

　　第一，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中国收入的高度不平衡。现在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要多，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储蓄率就会有所下降。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收入平衡能够增长，就会导致比较高和不断增加的平均储蓄率。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制定政策，减少贫富差距。

　　第二，金融体制问题，主要指能够获得贷款的能力。尽管金融体制和过去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现在获得信贷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有一位教授指出，小型企业数量在过去几年中减少了很多，一个重要解释就是它们很难获得贷款。这样，对于那些想建立小型企业的人，就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才能积攒发展小型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因此，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往往是促使人们必须要有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缺少一些社会安全网、社会支柱。这涉及医疗和义务教育等等，以及一系列社会支柱项目。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储蓄率来获得这些服务。没有这种足够的社会安全感和缺少这些社会保障，就会促使人们必须要有预防性的储蓄。如果能够改善社会安全网，改善公共义务教育，就能够减少这种未雨绸缪的储蓄观念，可以增加人们的消费。

　　第四，是一种宏观经济的现象，当前现金流动剩余促进了现在的一些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元的水平，这被认为与现在的兑换率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不一定要调整汇率，调整汇率会增大贫富差距。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做法就是要征收出口税，获得的税金能够用于发展的目的，建设社会安全网，与此同时又可以减少资本方面的剩余。

　　这四个政策都可以在解决中国现在面临过高储蓄率方面起到作用。解决这四个问题的挑战，就是要跟中国的其他社会目标协调起来，使得中国保持高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充满动力。由此进一步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外国的发展之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符呢？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去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改革主要是为了减少劳动力，但却很少注意到环境的保护。对于工业化国家，人们认为劳动力是生产成本的一个主要成本，所以技术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节省劳动力。但是同时，从工业角度来讲，减少劳动力就是造成失业，实际上对于减少工资压力方面也带来一些好处。在中国，高工资实际上是发展的目的之一，而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社会，特别是建立有关劳动力方面的适当体制。

　　西方在以往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很忽视环境保护，而中国却很重视这一点，这就表明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老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对市场的激励机制，例如对碳排放的收税。鼓励减少资源的消耗，这是好的，但在市场激励和社会回收方面仍存在着一种扭曲——市场的价格不能反映社会上的价格，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社会方面，改革有些时候往往会来得更为迅速。在设计一个创新体制的时候，必须要牢记这一点。中国要制定有更广泛基础的方案，使得通过创新可以建立卓有成效的平台和新的系统，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

　　我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已经描述了为什么价格可以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障碍。举个例子，我们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的结构，但是却不够重视建立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系统。现在美国学术界就非常关心这一点，甚至在商业界也有这种关切，就是要在美国进行知识产权的改革。一些发达国家现在最关切的就是盗版问题，但实际上的问题是，现在一些地方知识产权的发展却阻碍了竞争，知识产权的不平衡是会阻碍创新的，有时候会使一些潜在的竞争者没有办法进行竞争。

　　特别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可能都用同一种标准。我们在讨论知识产权时，就应当强调机制方面的结构在一个国家可能适用，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适用，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和历史不同，目标也不相同。世界上就可能不止一种知识产权体制。有些人更多地倾向于给予专利，而不考虑到它们属于“公共物品”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技术应该是属于“公共物品”的领域。

　　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的基础，这对于中国成功执行“十一五”规划是很关键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必要建立全面的方案和政策。机制的基础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对于市场经济是要有不同模型的，要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比如在讨论税收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例如中国正在鼓励消费，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鼓励储蓄，这就意味着税收政策要和其他国家大不相同了。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有更多的收入，能够完成社会目标，必须通过征收环境税收、出口税收来改变配税体制，以及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对于资本收入的收税和房地产的收税可以制止这些领域的过热。同样，增加社会福利的范围可以帮助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可以使中国逐渐离开仅仅依赖于出口的经济，而不断地增加生产力，因为在进行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是会有高回报的。

　　总而言之，“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做法，实际上表明了指导中国的过渡时期的务实精神，也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现在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河的对面有什么东西已经很清楚了。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中国的今后发展情况。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仍然符合中国的特有经济情况和价值观，中国“十一五”规划就反映了中国应有的经济模式。

　　(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章系作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