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不希望人民币升值
期望人民币稳定的消费者声音,抵不住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制造商在美国国会的游说.
文 张永璟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刚刚访问中国,焦点之一就是人民币是否再一次升值。
保尔森不想让人民币升值?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认同。从最基本的概念上说,美国人有穷人富人之分,有制造商与消费者之分,还有民主党与共和党之分。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还在于穷人兼消费者,而这个人群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是相对最轻的。换句话说,以美国的名义出现的政府发言人,比如保尔森,是不能代表这批人多势微的人群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各州的啤酒税是不一样的,佛罗里达、阿拉巴马等州的税率是科罗拉多、堪萨斯州的5倍。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后面两个州消费量大、需求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啤酒产地州。啤酒是运输成本较高但是价格较低的产品。一般消费者不会为了省下二三十美分的啤酒税,而专门开车去跨州购物。如此,啤酒制造商就有利可图,他们会去游说州议员们,让他们投票支持提高本州的啤酒税。更进一步说,每个州的啤酒制造商不会很多,他们对于啤酒税具有集中利益,所以他们愿意去花钱游说。而对应的啤酒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每个人分摊的啤酒税额非常少。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自费去州议会游说的成本,将远远大于其省下来的啤酒税额。如果其他消费者已经成功游说州议会降低啤酒税的话,他会更加倾向于“搭便车”,反正这个税收减免是人人可以享用的。但是如果人人都想“搭便车”的话,那么消费者群体是无法形成一个抵抗制造商群体的合力的。这就是经济学家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原理的现实表现之一。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美国国内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内的制造商,特别是纺织品行业,比如说袜子厂。他们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高音喇叭,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代表了最广大美国人民的消费利益。人民币升值,他们的集中收益最大,所以在国会议员身上下的功夫最深。
而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人民币升值给他们个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比较小的。根据前述的“搭便车”原理,期望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消费者的声音,抵不住期望人民币升值的特定制造商们的游说。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国会政治显著受到以制造商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影响。
总而言之,大多数美国人是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但代表美国整体形象的,只可能是相反的声音。想听美国的真正声音吗?我们来听听保尔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演讲吧。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速度太慢,如果允许外资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活动,将会加快改革的进程,并使其带来的稳定和繁荣得以早日体现,最好是能够允许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不用再多说了,他显然是在为金融服务业大亨争取市场,一般美国平民百姓哪里能有足够的资金控股中国大陆银行?
(香港《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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