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手应到位不错位

　　本报记者孙琳从以农民工身份找工作，到跟随农民工找工作；从求职的农民工，到农民工最密集的行业；从劳动力市场到监管部门，两个多星期，记者体验了农民工找工作的酸甜苦辣。为什么农民工找工作这么难？有何破解之法？带着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省劳务开发办暨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孟坤。

　　记者：一边是企业找不到工人，一边是农民工找工作难，供求双方出现错位，原因何在？

　　陈孟坤：农民工总的来讲是供大于求，通常所说的民工荒只是结构性短缺。对农民工找工作难应多角度地看。一方面企业对农民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等劳务输入地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高端先进制造业升级，劳务市场对技能型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增长，而农民工相对技能缺乏；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走向城市是为了生存，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则更多地是为了发展，这表现在他们不愿意从事体力型工作，而希望获得与城市工人在工作条件、工资、社保等方面同等的权益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两者的不对等就产生了矛盾。

　　记者：农民工找工作究竟难在哪？

　　陈孟坤：难在农民工缺乏技能、市场信息不畅、相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目前，我省农民工受训率约为60%，但大多数为基础性和引导性培训，参加技能培训和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只有30%左右。由于缺乏技能，大多数农民工只有从事体力劳动，就业竞争力不强，劳务收入偏低。市场信息不畅主要是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必须彻底改变以前那种由乡村干部拿着喇叭向农民宣传招工信息的做法，不断增强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从政策层面讲，由于相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加上监管和制度约束不到位，才会发生职介所乱收费、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类的事。

　　记者：农民工对政府有组织输出这一方式很欢迎，有“安全感”。然而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找工作仍以投亲靠友或通过职介所等方式为主，政府组织的仅占10%左右。

　　陈孟坤：农民工找工作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大包大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帮助农民工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多渠道、多层次、多区域的就业。目前，我省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很多驻外办事机构已经承担起收集用工信息、协调农民工在当地就业的职能。

　　记者：解决农民工就业难，政府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孟坤：三个词：引导、服务、帮助。该市场做的政府不插手，该政府做的政府一个也不能落下，如解决农民工的培训、医保、社保、维权、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畅通市场信息，排除农民工就业体制机制障碍等。说到底，现在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应在加快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建立健全农民工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