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
在小说《金瓶梅》里,西门庆原本只是阳谷县的一个地痞恶少,既无高贵的德养,更没有可称道的学问,借着北宋社会风气的腐败,利用贿赂手段搞垄断经营发迹。只要读过《金瓶梅》的人都知道,西门庆不仅擅长于在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僚面前“装矮子”,更善于运用关系学。
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西门庆的这些手段毫无新意,他对权贵的毕恭毕敬和不惜血本的“投入”,换取的是在商海里的纵横驰骋。比如,太师生辰和太尉临幸,他虽然花费银两成千上万,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收益最大的一次投资。当然,那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以积聚财富的勾当,对于他来说已是驾轻就熟。他贿买御史,早支盐引,以保证竞争优势;垄断古董贸易,从中获得超额利润,这都是精明之处。就这样,他一下子成了地方官府的红人,轻而易举地戴上了“五品的掌刑千户”乌纱帽,并周旋于抚按科道、府尊县令之间,成为山东一省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长期以来,人们对《金瓶梅》这本书,看的是道德沦丧与荒淫,却不曾从中领悟出更多的现实意义。虽然鲁迅先生早已提醒人们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是通过描写权、钱、性的交易“骂尽诸色”。但关于《金瓶梅》是社会讽刺意义小说的文字出现甚少。到今天,有人关注西门庆的发迹史,也不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出发的,与其说他们赞许的是西门庆的“经济头脑”,倒不如说他们推崇的是西门庆“金钱至上”的做人原则。因为在西门庆的眼里,官爵、伦理、亲情、体面、良心、女人等等无不可以买卖。而“少女嫩妇”的孟玉楼,也放着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不做,宁愿给西门庆“做小”,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为幸事。可以看出,“暴发户”领导了那个时代的潮流,所以北宋王朝逐渐走向败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须说西门庆个人生活中的骄奢淫逸,我断定他那点馊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即便没有读过《金瓶梅》,今天的人们也能够从一些贪官污吏的身上找到他的影子。我是不明白,现在为什么有人极力推崇西门庆的经营之道,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发迹在中国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西门庆模式”。但是,可曾看到在这一模式面前,什么“学而优则仕”,什么“厚德载物”,什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切道德观念统统成了伪善?
《金瓶梅》是部很了不起的社会讽刺小说,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尤其是西门庆之流,在当今固然不像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所说的“还活跃于人间”,但是也不能说他们的基因没有遗传,至少奉行“愁城易破酒为军,世路难行钱作马”这套西门庆哲学的还大有人在。
好在西门庆不过是个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即使恶贯满盈,也与社会现实无干。匪夷所思的是,《金瓶梅》这部书虽然屡遭查禁,却未能淡化西门庆在某些人心中的影像,恰恰相反,这个形象倒越发栩栩如生了起来,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洋溢着《金瓶梅》的气息:看看官商勾结,看看“大款”包情妇,再看看那些唯利是图欺行霸市的奸商……这难道不都是西门庆的后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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