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下降立案暴涨”的维权警示

　　随着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于4月1日实施，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小额民事、婚姻、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的诉讼费大幅下降。这两天，全国许多地方法院都迎来了立案高峰，北京许多法院立案的数字比去年同期至少翻了一番，有的法院立案数增加了两三倍；南京的法院立案数也都暴涨2倍以上。

　　法院诉讼费下降，竟然导致法院立案暴棚，这种现象带给笔者一种难言的苦涩。显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打官司热潮，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法律维权意识的提升，而仅仅是因为既往老百姓打官司的门槛太高了，过去高额诉讼费是老百姓寻求法律维权难以跨越的门槛。

　　那么，此次法院诉讼费的下降，就真得打通了一条老百姓利用法律维权的通道吗？对此笔者很难乐观。道理很简单，放置于整体维权成本的视角来看，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占有的比例实在算不了什么。在诉讼费之外，诸如高额不菲的律师费用，拖沓漫长的维权历程以及种种司法不公正现象，都可能成为老百姓获得法律维权的障碍。

　　当然，对于并不作为孤立存在的法院诉讼费下降，就能导致法院立案暴涨，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当前老百姓有着强烈的依法维权需求。这也反证了，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法律在面对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节需求时，在面对公民权利遭受侵害后的救济需求时，在很大范围内仍然处于某种缺位的状态。推而广之，如果法律维权的其他环节都能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方便程序，又必将会催发更多的公众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利的热情。

　　在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公民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理性维权，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毕竟，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手段，是保证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调节器。反之，不论什么原因造成法律长期大面积的缺位，都会导致公众解决矛盾的手段偏离法制轨道，甚至陷于某种失控状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而言，法律救济的失灵，往往会把他们倒逼至某种非理性的失范状态，给社会和谐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将此次法院诉讼费下降导致立案暴涨现象视为一种现实隐喻，它表明，尽管当前公众有着强烈的依法维权的需求，但现实中他们面对的却并非是一条真正的法律维权通途。我们并不否认，此次法院诉讼费的下降意味着老百姓打官司门槛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解决了整个法律维权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却无法带给我们足够安慰。因为除了诉讼费，阻挡公众在法律框架内维权在内，还有高昂的律师费，还有种种司法不会，还有执行难等等问题。

　　更何况，法院诉讼费下降本身伴随着某种“连带效应”，也同样给法律维权带了新的隐忧。比如，相关人士就担忧，法院诉讼费下降，会造成法院的经费保障困难。而法院立案的暴涨，特别是民事案件急剧增加，会造成法院办案人手的紧张，有可能造成一些法院审判工作思路上的不良变化，让一些明明可以调解的案件也采用判决结案。显然，如果法院诉讼费下降后出现的新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势必又会形成新的法律维权障碍，影响司法审判的效率，甚至造成新的司法不公现象。法院诉讼费下降导致立案暴涨，面对这股汹汹的依法维权意愿诉求，我们在欣慰公众理性的同时，更应该感受到压力。特别是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强势的单位部门侵害普通公民利益现象，甚至还出现一些政府部门与民争利的行为，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法律手段的介入来充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的平衡器。如果不能真正降低整个维权体系中各个环节的成本，真正实现法律援助与法律救济的畅通，那么，我们社会又如何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