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心灯

　　为什么是佛教

　　根据刘仲宇的调查报告，信教群众中有33.1%信仰佛教。据此推算，中国大陆的佛教信众就高达1亿，居五大传统宗教之首。

　　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为什么偏偏是佛教扮演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不是外来的基督教，抑或本土的道教？

　　基督教来华不过二百年，又与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有着脱不清的关系，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第一选择不难理解，而道教信众不多，刘仲宇认为这与近代以来，佛教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早且比较成功有关。

　　从19世纪末，杨文会大量刊刻佛经、创办僧学，开始了近代佛教复兴。此后不断有爱国志士力图用佛教来提高国民素质。民国时期，佛教刊物多达170余种，而道教刊物只有2种。而利用刊物进行宣传，完全是现代产物。

　　刘仲宇说，本来佛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现在却越来越入世，这和佛教在近代以来不断适应现代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仲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在知识精英阶层，信仰佛教的比例最高。这表明，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第一选择。

　　治市场经济之心

　　明代的林兆恩曾提出“儒教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区别于儒道两家，佛教更多的是解决人内心的安顿问题。

　　刘仲宇告诉记者，在他的调查报告中，16至39岁的信众占全部信教样本人数的62%，而55岁以上的则只占总数的9.6%。调查表明，年轻人占了信教群体的主体。

　　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刘仲宇认为，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宗教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与过去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安全感下降。个人生活的不稳定，人情的淡漠，人际关系的疏离，引发普遍的焦躁不安的社会心理；还有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情况都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据台湾学者李亦园的研究，到1965年，台湾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人数增加了150%，但1965年之后，这些外来宗教突然停止了发展，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传统宗教迅速发展，这一情况目前仍在延续。而1965年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年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实现了工业化。

　　刘仲宇将此解读为“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也是如此。在精英层，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受西方思潮冲击下坚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普通民众虽然未必会这样思考，但都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了“回归传统”的心态。

　　不仅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迷乱之心，宗教还适时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伦理资源。这有似于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联动过程。

　　刘仲宇还曾花五六年的时间，研究民间日益兴旺的“接财神”信仰，他认为，财神从道教的小神升格为佛教的主神，背后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追求的神圣化。

　　有的地方将关公视为“武财神”，关公的精神核心是“忠义”；比干是“文财神”，因为比干被纣王剖心，无心者最无私。

　　刘仲宇说，这些解释就包含了宗教伦理，财神可以保佑人发财，但不保佑不义之财。“这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是一致的。”

　　刘仲宇特别强调：“没有信仰的人是最可怕的！三亿人信仰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