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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庐的生活优雅宁静－赵青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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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庐里的自我生活
因为长期关闭手机、换号，致使很多人难以觅到赵青的踪影，不少朋友批评他“没心没肺”。
对此，赵青既深表抱歉，又不以为然，他说：“我的心思没有放在对财富、权力的追求上，自然也没有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对于那些在人际交往中疲于奔命的人，他常以“无常”劝之。
赵青对此体悟深刻，“不少人都试图像阴谋家一样，在不停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但他们不认为命运本身便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赵青学油画出身，24岁那年，有人送他一本佛经，赵青阅后，颇感有悟。
于是，在第二年，他带着妻子回到大理，隐居赤文岛，吟诗作画，参禅悟道。
赵青启动了来自自身生命深处的生活理想，构筑了一所令人叹为观止的“梦想之屋”(Dream House)。在老家的云南大理洱海，他修建了一座漂亮城堡，取名“青庐”。
城堡是两层的玻璃房，依建在洱海的岩石上，中间是露天大院，日式风格，栽有四季花草，身处其中，无论坐、卧、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在孤岛与海岸之间，有一条连通外界的玻璃长廊，抬头是湛蓝的天空，脚下是荡漾的波澜。夕阳从对面的苍山洒下万丈光芒。
习习的海风，码头闪烁的渔火，村头的菩提树茶……人归自然，安静幻化，驻足思量，心性开朗，大有“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之境。
由于“青庐”本身的艺术创意性，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到此来参观。除了参观建筑之外，当然他们也想“参观”一下它的主人。
“参观”的人虽然肯定会发出惊叹，但是他们却未必参悟得透赵青的人生态度。
这就好比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关在笼子里的“饥饿艺术家”，他被人观看他表演的“饥饿艺术”，然而观看者却感觉不到自己人生的荒谬。
在这个透明的“笼子”里，每天到一个固定时间，赵青便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抛弃杂念，关掉手机，切断与外界的联系，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古老方式，吃着素食，诵读“儒释道”的经典篇章。城堡外面是高悬的明月，黝黑的礁石，辛劳的众生……
远离喧嚣，穷心智耗资财，坐拥如此美好的世外桃源，真可谓用心良苦，赵青则说自己是“离苦得乐”。那么，苦从何来呢？
他生于大理，童少时光，深居大山，终年与自然对话，再加上全家迁至白族地区，语言不通，难以进入白族交际圈。其时身体游离，心性孤独，更别说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
直到从北京“京华艺专”毕业，跟随方力均、岳敏君等人驻扎圆明园画家村时，他见识了各种热闹场面。而办完画展后，他就从一个穷苦的孩子立马翻身成富人。每天，他必须面对不约而至、铺天盖地的名利、赞誉及批评，对此，赵青认为“被开玩笑了”，他最大愿望是逃避这些热闹和名利，“因为它是伤害我的，不开心的，荒诞的”。
赵青现在拥有自己的公司，衣食无忧，每天的生活井然有序，公司里的员工基本都是信教的，且都吃素食，风气简朴。他聘请的总经理也是以慈悲为怀，常赶赴西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积德行善。
“有人把修行看得太神秘，什么是修行，其实就是生活嘛。”
我问赵青如果给自己来一幅“自画像”，他会怎样描述。他哈哈一笑道：“第一个词就是：平凡。不是仙，不是佛，不是动物，不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神话，只是一个会开心也会忧伤的人，不乱吃喝、不赌博，十足的良民。就是一个凡人、常人、俗人。”说完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理解，便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改变我的颜色和真相。”
在解脱中找到人生快乐
“在远离上海市中心的莘庄，每日人潮滚滚，轰隆隆的地铁或是运送去往红尘工作和享乐的人群，或是迎接劳累了一天的归家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谁能帮助人群免除惊栗、惶惑、痛楚、无助，使之面目清明，仪态安详？”
和所有曾经乘坐过这段地铁的人一样，黄绮军亦无法摆脱“生老病死”这些基本问题对自己的困扰，甚至质疑自己三十多年生命历程的价值所在。
他是上海市妙心家政公司的总经理，一个致力于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NGO人士，在圈中小有名气。
大学时，他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精专数学，好谈抽象逻辑，这样一个人，对佛经产生了兴趣，并投身于NGO事业，确实让人迷惑。
鼎盛时期，黄绮军的企业营业额一度到达3000多万，不满30岁的人有此事业，本该颇有成功欣慰，但是他日常总有各种烦恼频频袭来，天赋的本能总让他觉得人生不该只以赚钱为方向。
2001年，他遇到了台湾的NGO在大陆开办的一个名为“解脱”的公益机构，这是一个专门以扶贫为目的的成人再教育培训机构。他尝试加入其中，当了一年义工。
“解脱”当时主要为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同时帮助他们在上海找到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经过系统培训后，民工们脱胎换骨，变得很有礼貌，很有自信，甚至很值得人尊重，这种变化，让他肃然起敬，那些不是在商学院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在农民工的心里产生了变化，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出如此的光彩？
一年之后，他果断把自己经营多年的企业让给亲戚，并退出所有股权，全身投入“解脱”的义工生活。
2003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公司“妙心家政”，专门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家政培训，以帮助他们在城市立足。这种培训，平均每人的成本为550元，同类家政公司收费800－900元，但妙心的收费仅为100元，这块亏损，须靠其他的生意来弥补。
公司在莘庄附近的一处朴素的复式公寓里，看起来有些奇怪，那些“阿姨”、“保姆”都是公司员工，平时公司员工出门做钟点工或住家保姆，公司提供免费集体宿舍，配备设施齐全的厨房、洗手间、淋浴室。针对刚从农村来到上海的农民，黄绮军提供各种免费的家政培训，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并且找到稳定的工作，3年来，已经有800多人得到了这样的帮助。
他从菲律宾请来家政老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与农村妇女交流，他一再强调，家政不是“侍候人”的工作，而是和其他行业一样受尊重的服务业，排除他们做保姆的羞辱感，同时，他也会找一些国外做家政的例子启发他们，“英国的管家年薪可是十万美金哦，硕士生也想去做，那也是做家政啊。”
他还从一千多年以来寺庙的礼仪规范里总结出一套日常行为规范，教给家政服务人员，比如喝水要如“龙含珠”，用筷子要如“凤点头”，并且要心灵专注宁静，仪容安详，做到这些，自然会令雇主尊重，彼此愉悦。
“那么你目前的‘苦’是什么？”
“我的苦，当然是希望‘妙心家政’发展得更好，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培训他们的技能，让更多的人心灵有所变化，而现在我能服务的人还是很有限的。”
“Zen： 禅、禅宗：起源于中国，后传至日本，强调以静坐沉思企求进入精神集中的境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
Zen ，是日文“禅”在英语里的音译。
西方人为什么寻找Zen?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博士余海礼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做法：他把唯心的禅和唯物的科学，结合在一起，他通过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论断：禅，必将成为拯救世界人类的力量之一。
而以在世界上大力宣扬“武术禅”和“文化禅”少林寺，在国外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拥有数百万的信徒和追随者，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科学家独特的论断。
在少林寺后面的五乳峰巅，人们经常看到外国人在给达摩燃上几支香之后，面向落日，沐浴阳光，端坐冥想；在少林寺的大殿里，经常有外国人靠在墙边，闭上双眼，聆听小到三十多岁、大到八十多岁的高僧们念经、敲木鱼、击罄。
禅在东方，当我们忽视这个感性力量存在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工作去挣钱斗争的时候，西方人，正在消化着送到门口的宝贝或者来到中国体验这种力量。
人们嘲笑美国的500个人到少林寺朝拜山门，是做秀，但是对于这500个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家人来说，也许不是这么简单。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一篇论文里谨慎地提到了将科学精神引进到佛教的传承里。无独有偶，余海礼也已经系统地认识到，在理性冲突造成的灾难加剧，价值观越来越模糊的地球上，禅是一种重要的感性力量。
理性与感性的世界
余海礼认为，科学和政治、宗教不同，不是谁掌握的话语权愈多，谁被证明犯错的几率就愈少。大教皇与独裁者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科学的世界没有神圣的戒律，只要明天出现了一个有力的反对证据，不管先前曾经正确过多少次，它还是必须被重新理解与修正。
“事实上，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并不只有科学一途。世界可以通过理性(科学实验)来认识，也可以通过感性(心灵感悟)来认识。从科学认识世界中人类能够获得物质力量，从感性认识世界中人类能够得到精神力量。这两者，恰恰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说。
17世纪的中国，中华帝国走进大清时代，绵延的历史并没有从西方学习到理性的力量，除了大炮。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经历了近千年黑暗神权统治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理性思维作为生活依据的声音由弱渐强，西方打开了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大门。西方的理性达到一个高峰，到现在还无法超越。
但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最严肃的问题是：如果未来的社会是机器人社会，或者说半人半机器的社会，那未来的问题是什么？
“连问题都不知道在哪儿，就太可怕了！”余海礼说。
“如何与机器和谐地存活下去，已经成为基本问题。这问题就在眼前，几年之内，你也许就不用‘google’，你的大脑内装个芯片就行了。你也用不着采访我，还非得记录我的话，可以直接排版了。还有，你会不会被机器PK掉？机器革了你的命，你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又在哪儿？其实，这也是人类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人类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在眼前！”
在西方，科学与法制的力量已被推展到极致，坚硬的社会需要润滑剂。
“除非新的社会结构出现，西方的崩坏是必然的。理性不是人类的全部，当理性发展到极致，人人都感到自己掌握着终极真理时，冲突与灾难乃至因寻求能源而起的新的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很深刻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因此，眼下的西方社会有句流行语：看东方！”
“人有理性、感性两个部分，只有其一是不能存活的。科学是发现真理的方法，禅是安静心灵的方式。千万不可硬把禅往科学上套，两者不可比较高下，一旦比较，禅反而会失去自身的魅力。禅在中国是安静的，但禅能补救西方感性的不足。西方人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心的不安，禅能告诉他们安下心来。这也是这些年禅在西方大受推崇的原因所在。”
有趣的事情是，西方人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自身的需求，让禅在西方世俗化，化为生活的力量。而中国对感性力量的需求，还不很强烈——它仅仅停留在一种态度上。
中国的飞速发展，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正在逐渐加强理性的力量；而西方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当他们看到战争、恐怖、歧视造成的困惑之后，寻求与这种理性力量融合的东西，他们显得更迫切。
“因此，禅在未来能够对人类做出贡献，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科学和心灵的共同归宿——人
余海礼经过很多年的摸索，感到理性的科学和理性社会造成的灾难带给他困惑之后，开始慢慢了解佛学、慢慢了解禅宗。
他发现了佛学和所研究的科学以及三十几年来思考的问题的一致性，那就是中国古老文化和佛教的根本要素：人。
他设问说，中国人未来100年里，能为未来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文化对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贡献，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未来100年或1000年里，我们能做什么贡献？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了的问题，这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勃兴。
“人是世界上惟一会用工具屠杀自己同类的动物，一只狗不会杀一只狗，狮子不会杀狮子，但是只有人才会杀人，而大量的屠杀，通过神圣的口号去杀人。当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关键是他心目中不认为对方是个人。”这位科学家说。
18世纪的时候，当时英国有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在进行，有人把一个非洲的女人抓到笼子里，把她关起来，把她的女儿也关起来，供人参观。就今天来看，这是个非常残忍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个人，把她看成是个动物。
在15、16世纪，意大利有一个叫隆布罗梭的人有一个犯罪学说。因为这个学说，大量的婴儿一生出来就被杀掉：婴儿一出生，他们会用尺子去量他的眉毛和眼睛的尺寸大小，如果不符合“规格”，这个孩子就会被杀掉，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个人，会是个魔鬼。
所以，如何定义一个人，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基础。他说，“9·11”，还有宗教而引起的战争，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在欧洲，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我们才透过刑法来定义一个人。今天的社会里，我们通过刑法来定义一个人。但是刑法是纯理性的产物，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中，理性不是全部，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我们除了理性的生活以外还需要感性的生活。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是因为法律没有办法解决国家跟国家的问题、种族跟种族的问题，这些都是理性的产物。”
禅：从态度到力量
“我认为，在种种的学问中，禅对人的态度是非常进步的。”
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人生目标，有太多的人生价值，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精忠报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从小就被赋予很多价值观、很多目标。
今天社会的问题是人生失去了目的、人生失去了价值。所以今天的全球社会，只关心经济的成长、关心国力有没有增强，而已经很少再去真正严肃地探讨人生的价值了。
从今天科技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在有生之年应该可以看到人跟机器的结合。人机的新一代生命的出现是无可避免的，人跟机器的结合作为下一个新的生命形式是无可辩驳的。
如果今天我们对人都没有定义的话，那么未来的新的社会中，人如何存活下去？现代的人如何在人机社会中生活得愉快？
西方过分强调了理性的力量，而忽视了感性的力量，但理性的力量没有办法给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禅宗是告诉你，如何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完整、完美地生活下去。禅宗会提供一个理性跟感性结合的桥梁。我们知道，光靠感性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你喜欢抢就去抢，喜欢偷就去偷，完全凭我们的感性去生活，这个社会也不可能稳定。
“所以，未来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一定是能够提供一种理性和感性平衡的社会，而禅的学说的实现，就是一个关键的学问。”
余对未来的禅在人类社会有这样的定位：必须使禅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回答是，未来的禅必须能够产生力量，产生天择的力量。
“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他赋予了哲学行动的力量。两千年来人们都谈哲学，但到他手上，哲学就变成了行动的力量。过去禅只是一种学问，一种态度。有限的能源可以通过禅的筛选，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生存模式而存活下去，为未来提供一种方向，为未来的人机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这也是西方为什么要寻找Zen的原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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