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你如此抓狂？

　　是什么让你如此抓狂？ ?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内地被认定为赌博，官方严令禁止。多年来，政府强力打击，媒体大量宣传，但本报记者自2001年始，在全国一些地方持续数年的观察，发现地下“六合彩”蔓延的势头并没得到真正有效的遏止。

　　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疯狂的赌博方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越境

　　1975年，香港政府为了打击民间的“字花赌博”，并防止赌资流向黑社会等非法集团而开售乐透式彩票。由香港赛马会代理经营的“六合彩”，成为香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但外围“六合彩”很快也生长起来，私人庄家打着香港彩票发行机构的名义，利用香港“六合彩”开奖时进行猜码。

　　“六合彩”进入内地，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香港和台湾的庄家掌控。按官方的说法，六合彩首先传入粤东地区。潮阳被认为是最早引入的地域之一。

　　这个位于潮汕地区中国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阳光底下，“人人谈彩”；每逢开奖日，万人空巷，当地称为“码日事变”。

　　中国在1987年和1994年分别发行了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但是，它们在地下“六合彩”面前不堪一击：潮阳，1994年有20多家体彩投注站，1998年至1999年间，这个数字骤降至3家。

　　当地政府1999年就已经组织大规模“扑火”，但“六合彩”也因此而转移到地下。而且，它开始从沿海进入山区，并经此跨过省境。

　　2000年前后，“六合彩”由汕北入福建，由粤西进广西，由粤北闯湖南。在潮阳经历过的一幕幕悲喜，各种一夜暴富的神话，或者跳楼沉江的惨剧，在这些新的土地上不断复制和上演。

　　“六合彩”的传播也打破地域传播的规律，2001年和2002年，自新疆到东北，甚至北京近郊，北方大部分省区几乎都出现了“六合彩”的踪影，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城乡接合部，这与南方农村和小城镇有所不同。

　　厦门市委党校教授彭心安说，在北方的南方人聚居区出现“六合彩”，主要是由打工者和商人带过去的。除了香港人和台湾人之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中也开始出现大量的庄家，警方在潮汕地区和闽南地区，都曾捣毁过他们的窝点。

　　病毒

　　大庄家－各级小庄家－写单人－彩民，大多数地下“六合彩”拥有严密的组织，最上一层的庄家往往在境外，通过网络、银行系统遥控指挥。内地警方的打击行动中，抓到最上层的庄家非常罕见。

　　彭心安说，地下“六合彩”在蔓延的过程中，也有庄家与上家断了线的，但这只是少数。“除了资金风险个人无法承担外，在本乡本土，谁敢赖账？”在厦门同安，时有写单人遭到砍杀的传闻。

　　大多数写单人要依靠一个背景强大的庄家，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众多彩民眼里，大庄家就是“曾道人”和“白小姐”——“他们是香港‘六合彩’的老板”。

　　地下“六合彩”几乎专为农民设计。彩民们在“写单人”家里收看卫星电视，彩球的颜色和数字都可以成为参照。“从49个号码选太麻烦，那就猜十二生肖；要不就猜波段；还可以猜单双。”彭心安说。他接受福建省的一项重点课题，专门研究该省的六合彩。

　　彭心安发现，地下“六合彩”拥有强大的宣传工具，“宣传比反宣传远远有效”。一夜暴富的消息首先到达“目的地”，致富难的农民看到希望。而这样的典型可以被无限放大和复制。

　　2005年，福建省厦门市同安一中三个高中生的一份调研报告震惊中纪委官员。报告称，75.2%的购买者是为了实现发财梦，试一试运气的占24.8%。当地的屠夫认为买“六合彩”比宰猪更赚钱而终日沉迷于其中，5个月少杀了近6000头猪。

　　复旦大学毕业的李刚，在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成立彩票研究中心。他记得有一年回东北老家时被亲戚们围住，这位经济学出身的博士，不但没能劝说他们远离“六合彩”，反而被责怪“不帮他们算码，丧失知识分子的良心”。

　　农民为了暴富梦近乎“疯狂”，他们甚至相信预感。彩民对天气预报漫画的“神秘解读”竟然拉动了福建某报的发行。而在该省某山村，传闻一个疯子知道特码，村里的女人纷纷与其睡觉。“碰到的说很灵，不中的说听错了。”

　　疯子的故事在各个地方均有传闻，版本不同而已。但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愿意相信大多数彩民是理性的。他曾经到过福建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赌博只是少数，“如果从来没有人中大奖，都是骗赌卷款就逃的，农民们会一直买下去吗？”

　　“邪教”

　　广东省是国家公彩第一大省，同时也是地下私彩的重灾区。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

　　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

　　银行直接感受到数字的滑落。湖北枝江市某镇信用社统计显示，“贷款信用率明显下滑，按期还款率下降10％”。该市七星台镇流传一种说法：赌码让七星台经济倒退了八年。

　　尤其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

　　彭心安相信“资金外流非常厉害”，在福建闽南和广东潮汕地区，地下钱庄并未被完全禁绝，而来自香港、台湾和广东的大庄家，很可能将资金借此迅速转移到国外，而这些动作，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监测到。

　　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打击

　　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自2001年底，该省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广东经验是打彩良药”。

　　与之相应的是湖南各地的“打码办”（本报2004年7月8日曾报道），该省自2003年2月展开对“经济邪教”的打击，半年查处地下六合彩7599起。

　　福建省警方自2002年底启动三个月的一波打击行动中，查获“六合彩”案件3626起。

　　2005年1月，由公安部等多部委组织的“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也“取得丰硕成果”。

　　彭心安说，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从一方面确实改变了“重灾区”的面貌——“至少看不到人人谈彩的景象了”；“许多彩民也认识到这是违法的”。他持续的观察发现，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彭心安说，从文化传统看，福建和广东沿海人群迷信心理较重，“六合彩”容易与群众的暴富心理结合，屡禁不绝一定程度“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

　　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

　　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乡镇参赌最多，其次是县城”，而越是往上，“官赌”现象越少，对打击六合彩越是“毫不手软”。在彭心安看来，一旦跟利益扯上关系，打击手段就很难起作用，“除非上级领导机关叫你打”。

　　事实上，由公安部牵头的全国禁赌行动，重点打击的“五类人”包括“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长期性不是我们解释地下六合彩蔓延的托词。”彭心安说。

　　困局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

　　“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这位毕业于美国内达华大学彩票管理专业的博士认为。

　　自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沈明明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他提供政府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从国外情况看，他介绍说，许多国家都走过禁止－开放的过程。“既然开了这个口子，那问题的实质就是政策怎么进行下去。”

　　王薛红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奉行禁赌政策，香港也不例外。博彩业属于政府特别许可，税率高达70％以上，每年为政府贡献10％左右的税收。内地的福彩和体彩，要上缴35％的公益金。而地下“六合彩”不负任何责任。

　　李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彩票之所要由国家垄断发行，就是要利用价格手段，降低彩票返奖率进而降低其销量，并将取得的资金用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以尽量缓解彩票发行可能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

　　沈明明一直提倡“责任博彩”。这在他看来非常重要。他觉得目前政府和公彩发行机构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北大彩票所自成立不久就呼吁设立一个问题彩民的救助热线，但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他提醒，目前媒体对公彩的宣传有个误区——忽略它的危害性。“事实上，因为买公彩破产的也有，而媒体报道较少而已。”而为了宣传私彩的危害性而鼓励购买公彩，在专家们看来值得商榷。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沈明明说，“彩票是小概率事件，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不要拼命投入。”

　　彭心安反对将地下“六合彩”合法化。“现在公彩也做不到让人们都理智地去买，只要有赌的性质，总会带来人间的悲剧。”

　　李刚已经看到许多因沉迷公彩而破产的案例。他担心公彩的发行反而可能刺激私彩的发展。“地下私彩借公彩中奖号码为依托，变得更‘可信’。如果政府打击不力，反而可能发展壮大，甚至取代合法的公彩。”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私彩“大家乐”之于公彩“爱国奖券”，政府耗费大量力气功效依旧有限，遂放弃发行“爱国奖券”，结果“大家乐”改依附香港“六合彩”，赌风益盛。

　　而这种担心在海南已有隐患。李刚曾专门考察，尽管政府大力打击，岛上“公彩卖不动”，而肆虐的私彩借用的恰恰是体彩等公彩的开奖结果。李刚的结论是——“政府不力”。

　　彭心安说，有人认为地下“六合彩”泛滥是因为公彩发行做得不好，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他多年调查的结论是，问题核心还在于政府的打击决心，应该落实领导责任制。“至于公彩会不会打败私彩，这样的问题越讨论越麻烦。”（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成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