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100多干部拒绝搬迁遭强拆

　　“咱家房子被扒了！”3月14日中午，丈夫的求救电话打进了王玉芳的办公室。听到消息，这位福建省莆田市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正处级干部，很久没有缓过神来。

　　挖掘机的轰鸣中，院子里尘土飞扬。墙塌了，门、窗被卸了，衣服、柜子、电器随处可见。

几十个手持各式工具的“迷彩服”站在各个角落，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

　　拆迁由三名官员亲自“督战”：陈紫福，莆田市荔城区政协副主席———拆迁工作副总指挥，副处级；林荣斌，荔城区镇海街道办书记，拆迁协调小组副总指挥，正科级；方嘉华，荔城区卫生局纪检书记，拆迁工作小组第10组组长，副科级。

　　王玉芳与陈紫福同在政协工作，王玉芳官高半级。2005年12月之前，她还曾任荔城区副区长，是林荣斌和方嘉华的直接领导。“小干部敢扒了大干部的房子？”围观者议论纷纷。

　　一百多干部成“钉子户”

　　补偿标准按1997年计算，安置房的标准按2006年计算

　　莆田市后塘片区旧城改造中，王玉芳成为第一个被强拆的处级官员。据2006年12月15日的统计数字，因不配合拆迁被点名的干部，有100多名。此时，距拆迁公告张贴的时间已近8个月。

　　不支持拆迁的理由很简单：比较同一条路段上的3次拆迁，此次补偿要低很多———每平方米200元。而拆迁协议被称为“霸王条款”：补偿标准按1997年计算，安置房的标准按2006年计算。“如果想换没有装修的新房子，每平方米我们要倒贴1200元。”一名被列入拆迁户的官员抱怨道。

　　这一百多户干部在此地的房产大多可观：市农业局的一位科级干部，房子占地78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莆田医院一位退休干部，住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建筑面积近300平方米；王玉芳家，其夫兄弟俩同住一院，约700平方米。

　　拆迁工作有关负责人日前说：补偿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的，其实并不低，是某些人胃口太大。而与前两次拆迁补偿的差距，“地理位置不一样，开发商不一样”。据其统计，全市80％以上的市民都拥护这个项目。

　　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官员们的“带头”下，本应于2006年10月完成的拆迁工作，直至11月，签约的拆迁户不足一半。这震动了莆田有关方面，2006年12月，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协调小组向全市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发出《情况通报》，将所有未签约的干部名单一一列出。

　　这些官员被分为5类，分别属于市直机关、市直公检法机关、市直教育系统、荔城区和城厢区各级机关单位，被点名者超过100个。

　　实力强劲的拆迁小组

　　工作组成员都从机关抽调，原工资、奖金、福利一样不少，拆迁成绩突出还可得到晋升

　　有些“钉子户官员”将拆迁小组戏称为“同事对立面”。拆迁地所在的荔城区成立了协调小组，“组织精兵强将投入项目拆迁安置工作，仅科级干部就有20多人。

　　项目协调小组是拆迁工作的领导机构，由18人组成。组长赵黎明，前不久刚被提为荔城区政协主席，此前曾任荔城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组员包括两位区政协副主席以及区建设局局长在内的多名部门一把手。

　　协调小组下设18个工作组，每组有1名组长，5至6名组员。组长由包括荔城区镇海街道办副书记、副主任在内的副科级领导干部担任，组员从荔城区各职能部门抽调组成。800多拆迁户被18个工作组分摊，采取分包责任制。一位组员告诉记者：“拆迁是很得罪人的事，但是领导要求的任务，想不参加也没办法。”

　　工作组成员都是从机关抽调的，原单位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一样不少，拆迁成绩突出者还可以得到晋升。

　　120多名基层干部活跃在拆迁工作的前线，尽管与拆迁干部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出于种种目的，工作组 “不徇私情”。

　　7名处级官员被点名

　　“汇报”指出，几名干部“思想不通”，甚至有干部“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

　　一位知情者说，2006年11月8日，双方的激烈博弈真正开始了。工作组向莆田市委、市政府递交“汇报”称，旧城改造项目目前阻力相当大，主要来自干部。7名未完成签约的市管处级干部被一一点名，包括莆田市计生局局长、莆田市涵江区委一名副书记、莆田市仙游县委常委等人。

　　“汇报”还指出，几名干部目前“思想不通尚未签约”，甚至有干部“思想不通并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

　　解决拆迁问题成了干部们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其中有人因此被停职。市、区“效能办”还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限时签约通知”：未按时完成签约任务的单位，当年的绩效评估和年度考核将被降低，个人和单位的评先资格也要受到影响。莆田市直机关一名干部称：“我们单位3名没有签约的干部都被停职了几天，但由于工作没人接替，后来还是上班了。”

　　王玉芳的丈夫方建雄日前说：“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我们也动用了很多私人关系，但没有进展。”

　　拆迁问题逐渐打破了家庭的平静,夫妻俩经常吵架,方建雄认为补偿太低,拒签立场坚定,而王玉芳则认为丈夫“影响了她的进步”。王玉芳在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之间艰难权衡,最终做出了妥协:2007年春节前,她签字同意拆迁两间房子,占房子总数的1/10。然而,一个多月后,房子还是全部被强行拆除了。

　　纪检出面约谈显威力

　　“我爱人在区里一家学校当老师，也已经参加40天的‘学习班’了”

　　“政府对一般干部施加压力最常用的手法，是请纪检、监察部门出面。”一位被拆迁的干部说。2006年8月，荔城区纪检部门的领导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调查、谈话，内容都是类似工作期间的考勤是否属实、曾经有过两个月的病假条有没有作假、从外地调回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等事。

　　“不就是想让我签约吗？何苦惊动纪委呢？”方建雄认为此类调查很可笑，“我在4月份就已退休了，更何况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部门领导。”

　　马成(化名)是荔城区某机关的一般干部，他日前说：“纪检部门觉得我这部门有油水可捞，使劲地查我的经济问题，而机关单位难免有吃喝。我爱人在区里一家学校当老师，也已经参加40天的‘学习班’了。压力太大，我们只好签字。”市政协主席翁毅彪曾在拆迁协调会上强调：“对干扰项目建设的干部，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处理。”

　　老干部反拆“联盟”

　　“我们拿到这份文件，才知道开发商和政府签订‘委托拆迁协议’”

　　种种压力下，2007年2月6日，第一间房子终被拆除。至今，后塘片区被拆迁的户数为38个，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干部。这些老干部们是抵制拆迁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停地搜集证据、材料，向住户宣传拆迁项目中的问题。

　　几乎每天午饭后，老干部会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如何应对拆迁的“秘密会议”开始了。他们行动很谨慎，开会前要站在院门口张望很久，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一位组织者说。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内线。”退休干部刘兴嘉一脸神秘地说。“这就是成果，”他拿出一份《关于东园路中段后塘片区改造的备忘录》说，“我们在会后第二天就拿到这份文件了，才知道开发商和政府签订‘委托拆迁协议’。”

　　“现在只有我们这帮老头挺着了，孩子们有难处，不能影响他们进步。”陈金如说。他今年77岁，退休前任城厢区党委政法办公室主任，儿子陈中是市检察院法规处处长。陈金如的儿媳在学校工作，也已经被停课50天。组织上曾先后找陈中谈过4次话，但陈金如终究坚持了下来。

　　“我就是要出头，只为老党员的正义感！”一位有着53年党龄的老干部称要坚持到最后，“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拆迁工作组没有出示过任何合法手续，连起码的听证会都没有开，跟中央的政策差太远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过项目的立项批准，这意味着房产证不一定能拿到。”

　　退休干部郭国新称，“我并不缺钱，就是要讨一个公道。”大年初九，郭国新的房子就被强行拆掉了———他被称为后塘片区的“刺头”，工作组对他已无计可施。

　　拆迁让干部变“仇人”

　　工作组里的很多人以前都认识，有的关系还很好，但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莆田市荔城区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该市城市规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拆迁总户数约800个，拆迁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是莆田市至今涉及拆迁户最多、拆迁面积最大的一项工程。

　　而一场拆迁将众多干部牵涉其中，在莆田史上也绝无仅有。四千多拆迁人口中有近千名干部，至今仍有100多人顽强抵抗，加之120多人的工作小组，这场拆迁已经牵动了莆田官场的神经。

　　“莆田是个小城市，工作组里的很多人以前都认识，有的关系还很好，但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跟仇人一样。”一名官员说。

　　蔡斯明坦言拆迁带来的影响：“我上班的情绪经常不能稳定，总得担心房子什么时候被扒，工作状态肯定要打折扣。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干部都会有不满的情绪，即使是已经签约的，这种情绪势必会影响到机关工作。”

　　莆田市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黄主任日前则表示，不愿拆迁的同志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还是思想上想不通，“但政府还是能做好他们思想工作，旧城改造工程将顺利进行下去”。《南方周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