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莱布尼茨的“粉丝”

　　早就久仰孙小礼的大名，日前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终于见到真人。那是在一套名为“中学西渐”丛书的小型出版座谈会上。丛书主编乐黛云向与会者介绍她身边的一位女教授：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一书的作者，我们北大研究莱布尼茨的专家！

　　哦！原来她就是……还没顾上仔细打量，孙小礼说话了：我可不是研究莱布尼茨的专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是莱布尼茨的“粉丝”！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低低的会意的笑声。

　　孙小礼一头银灰色的短发，面庞有些苍白，戴一副宽大的眼镜，知性，儒雅，不，是优雅。哈！教授原来也是个“粉丝”！这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在这个“全民娱乐死”的年代，“粉丝”可是个极其时尚又高度敏感的流行语。然而，教授竟坦言自己是一个360年前德国数学家、哲学家的“粉丝”。

　　从孙小礼的发言中，我们知道了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孙小礼在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一堂微积分课上，第一次知道了“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后来，又知道了在欧洲数学界有过一场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关于微积分首创权之争。60年代初，她在研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发现恩格斯在书中有10处提到了莱布尼茨！有相当的篇幅讲莱布尼茨与笛卡儿关于运动动量的争论……而后，她又看到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信的结尾写道：“你知道，我是佩服莱布尼茨的。”1962年,孙小礼就莱布尼茨挑起的关于运动量度的争论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

　　如果让我揣度：在那样一个政治化的年代，一个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无比挚爱的青年学人崇拜马克思、恩格斯是不言而喻的。而一个能被马恩“佩服”的科学家，当然会成为年轻的孙小礼“佩服”的“偶像”。

　　接下来的故事更有意思——让我们看看孙小礼的“粉丝”经历吧。

　　因为莱布尼茨的原著70％是拉丁文的，25％是法文的，极少数是德文的。1963年孙小礼购买了一批法文和德文课本，她要开始法文和德文的学习，老师都找好了，是请严宝瑜先生给她找的。但很快就是两年“四清”，紧接着又是十年“文革”。于是，她的计划“破产”了。转眼到了80年代，孙小礼看到一些报刊文章说，莱布尼茨是受周易“八卦”的影响才发明二进制的，这个让她质疑的说法成为她日后一直关注并竭力要搞清楚的一个课题。1986年,北大数学系要纪念莱布尼茨诞辰340周年，身为数学系教授的孙小礼一头扎进图书馆，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关于莱布尼茨的文献，看到这个三百多年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的种种成就和他在历史上获得的极高评价，她再一次被折服。在给学生作了关于莱布尼茨的学术报告后，孙小礼说：从此，“关注和阅读莱布尼茨的资料就成了我的一项个人爱好。”2000年夏，利用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她又专程访问了德国汉诺威市莱布尼茨档案馆。值得一提的是，孙小礼是在自己离休后才接受《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这部书的写作的，这期间还经历了一次电脑事故，7万字全部丢失，而后从头再来，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写出了这部25万字的著作。

　　听了孙小礼这个学术“粉丝”的传奇故事，真叫人感叹不已！

　　于是，也让我想起最近那个闹得满城风雨的歌星刘德华的疯狂“粉丝”——13年不读书，不工作，一意孤行，倾家荡产的杨丽娟及其她的一家人。（这里暂且抛开这一家人是否真有人格健全方面的缺陷或偏执狂的心理障碍问题不论。无疑，该看病则必须看病。）不少人嘲笑杨丽娟的傻和没脑子，认为她是“追星”过度的“粉丝”。而我以为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杨丽娟及她的一家人是不是“追星”过度。应该说，作为莱布尼茨的“粉丝”孙小礼和刘德华的“粉丝”杨丽娟，这样典型的个案在生活中都不多见，具有偶然性。然而，偶然中常常包含着必然——因为两者“追星”的路径、方向截然相反，两者追求的结果必然截然相反。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于杨丽娟一家人追错了方向。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偶像，每一个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向往的偶像，“追星”这原本无可厚非啊！崇拜一个大学问者的成就、学问乃至他的学术精神，进而对他的学问、成就产生浓厚的兴趣，了解他，研究他，从而使偶像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将“追星”的热情转化为自己奋斗始终的动力——这就是孙小礼给我们的启示。而杨丽娟及其一家人把自己对歌星的崇拜转化为对歌星光鲜外形追求的动力，他们一心要让女儿和歌星合影、对话……但从来没有从歌星艰难的成功之路中汲取精神的、人格的力量，沉醉于这种对皮毛表层的追逐，又不能给自身以准确的定位，以至于追求越执著与正确的人生之路偏离得越远。

　　如果问究竟是谁导演了一个人一生成功或失败的悲喜剧？无疑，人人在成或败的征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社会的因素、教育的因素、家庭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一个人怎样选择自己的奋斗方向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你自己导演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或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