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老教育家朱刚请教读书问题

　　编辑同志：

　　4月9日，90岁老教育家朱刚入院例行检查身体，要住院一周。可老人天天记挂着彭冲题词的《把一切献给教育》再版一事，什么原因呢？原来，自从《江南时报》开展“要不要设立中国读书节”大讨论后，老人十分赞赏、坚决支持设立中国读书节，甚至提出还要设立党员干部学习教育节，全国上下出好书、读好书、收藏好书，形成民族读书求知捍卫真理的风气，以纠正只求经济效益、不知人文的倾向。

老人自掏5500元，请南京出版社再版人大副委员长彭冲题词的《把一切献给教育》1000册，以此支持设立中国读书节，支持穷困的地区和单位办教育。

　　朱老什么时候爱读书的？朱老说，他出生在中山门外苜蓿园农民家庭，家庭不富裕，读私塾学四书，枯燥无味，说不上爱读书。有一天，来了一位陶行知的学生陈性松，此人讲故事，唱晓庄学生的歌曲，把生活中和许多书本上的有趣的知识告诉学生，从此朱刚爱上了读书，但没条件多买书。长大后在飞机修理厂当工人，一有空，就进城到书店去看书。那时花牌楼一带书店很多，正中书店，共和书店，开明书店，还有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书店，卖古书，卖新书，还卖报刊杂志，古今中外，无奇不有。有时，朱刚上班报到后，因无事可干，就溜进城到书店去看书。

　　第一本对朱老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书？朱老说，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抗战后，他在花牌楼私人书店里，看到一本新奇的书，叫《西行漫记》，从书里大量照片中认识了许多传奇英雄人物，他们在辽远的北方正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西行漫记》大大震惊了血气方刚的朱刚，他找到了他所崇敬的英雄。不久他在书店里又看到沈钧儒编的《抗战三日刊》，发现了延安抗大招生启事，他想到延安上抗大，可是新婚的妻子要临产，一直等到次年（1938年）6月，朱老夫妇抱着儿子，从衡阳出发，辗转到了延安，实现上抗大的愿望，接待站的同志说，当时来延安的青年中，你们是唯一抱着孩子参加革命的夫妇。

　　朱老说，1942年，他在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做宣传干事，中央干部教育局要求干部边工作边读书，边劳动边读书，边战斗边读书，还举办干部教育节，现在应恢复干部读书教育节。朱老说读书节，多读好书，还要读报刊，读书可以使人海纳百川知人文，有利于工作事业，所以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读书到老。

　　朱老说，一个人应该制订读书治学计划。他说，他到今天都坚持着读报的习惯。由于读书读报，对各种问题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南京读者于曰良

　　编后日前，本报读者、南京市民于曰良专门到本报来，送上了他为本报“要不要设立中国读书节”大讨论所作的一篇采访记，他采访的是90岁的教育家朱刚先生。通过于曰良的叙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峥嵘岁月中的读书场景。这使我们对于读书活动的传统和意义，又加深了认识。虽然我们的讨论已经结束，但是编者认为仍有推荐给本报读者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