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律才能避免政府干预

　　政府不干预私有产权和私人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前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市场单纯依靠社会道德的约束、依靠交易各方良好意愿的监督，就可以运行良好。反过来，一旦市场中道德朽坏，企业和消费者互相不再信任，政府就必须干预了。

所以说，能避免政府干预，总是市场经济之福。可恼的是，偏偏有那么些企业不懂得“惜福”。它们总喜欢做一些挑战社会道德和民意底线的事情。结果是很直白的：企业越不懂得珍惜市场经济的地方，政府就越容易以“民意”、“公正”为由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而政府就会越来越大。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干预。

　　举个例子：去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地位受到空前挑战，纽约证交所在IPO竞争中大大输给伦敦证交所。其最主要因素，就是美国的《萨－奥法案》对上市企业实行了极为繁琐的监管制度，吓跑了那些本来想到美国上市的公司。美国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怎么会有《萨－奥法案》这样政府干预严厉的法律出台呢？原因正是某些美国企业不惜福，前几年像安然、世通等超大型上市公司连连爆出丑闻，严重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民意汹汹，呼喊政府监管。就算极力主张“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自由企业制度”的小布什总统，最后也抵挡不住，亲自签署了《萨－奥法案》。今天，美国企业面临本土金融环境恶化的困境时，又能怨得谁来？

　　当然，安然那样的害群之企业，在美国还是极少数。大多数美国企业是非常懂得惜福的。而且他们也深有一套办法。最常用的一招就是“行业自律”。每当公众舆论滔滔，希望加强对某个行业的政府干预时，行业协会总会出面斡旋，出台一些企业“自觉遵守”的公约条律，一方面向民意让步，另一方面长袖善舞地说服政府，用这些自律条款代替政府干预。例如：几年前美国航空业服务质量下降，航班晚点、超订等频发，在民众强烈呼吁下，国会已着手起草对航空业服务质量制订强制标准的法律。此时，正是有关行业组织让几大航空巨头联手，起草了一个服务质量自律公约，硬生生把国会议员们写法案的笔从纸上拽了回来。

　　看来，美国的企业毕竟是市场经济的老江湖，他们深知公众民意有时会倾向追求短期利益；而政府又天生有追求短期政绩的趋向，为迎合民意有时会走得比民意更远，出台各种急进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就算用对了方向，也是过激的，会伤害市场效率。更可忧的是，政府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九九打进这局算盘中，在“民意”旗号下乘机扩大政府权力、增加政府税收。凡此种种，对企业乃至市场经济的长远伤害都难以衡量。因此，企业以退为进，用自律的方式呼应民意，才是利人利己的明智之举。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可是普遍地不“惜福”。我经常看到有些企业家面对外界批评时，不是反躬自问，而是高调反击，只进不退。不是没有打赢的，可也有不少企业家进来进去，最后自己进了监狱。与此同时，政府干预不断被民意重新召回，中国如我不久前撰文所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大政府时代”。假若中国的企业家个人懂得一点自律，个别企业的命运也许就会好得多；假若中国的企业家全体懂得多一点自律，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就会比目前这个样子好得多。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还是中国的房地产业。过去几年，政府高调进入房地产领域，出台各种调控政策。这些政策，恕我直言，多半没有起到控制房价的预想效果，并没有让消费者得益。尽管如此，政府政策的失误，并不能抹煞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盖什么样的房子、把房价定在什么样的水准上，这些最终是由房地产商们来亲手操作的。民众如果感受到高房价的压力，最直接的矛头不可能不落在房地产企业头上。只要这种民意压力存在一天，政府就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继续出台针对房地产业的干预政策。

　　假若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们的行为真是白玉无瑕，假若他们的生财之道真的丝毫不依赖政府，那么，对民意压力或政府管制倒也确实可以置之不理。然而中国的房地产业明摆着脱不开和政治权力的各种勾连。如果我是中国的房地产巨头之一，当此时际，一定会邀集同业，做点平息舆论的善举。比如说，主动多开发一点廉租房；或者像我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成立一个房地产金融联盟，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些准金融产品，像租金可转按揭的公寓，以减轻其负担高房价的痛苦。可惜的是，中国的某些房地产商，正站在事业顶峰的云端之上飘飘然也。探险的探险，演电影的演电影；最厉害的一个任志强先生，则是一手一个大喇叭，左手高调指责政府的调控政策，右手高调鄙夷消费者们“都想买房”的非理性冲动。而在这毫无自律意识的行业大唱盛世之音的背景里，我分明听见又一架大政府的车轮辚辚碾来。(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