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党内权力制衡

　　社论

　　近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剖析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纪检体制改革的进展。文章指出，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纪检体制改革沿着强化纪检监督权的方向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五大成效。通过完善巡视制度、中央直接掌控省级纪委书记、对纪委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尝试设立专门监督党委和纪委的监督委员会等系列改革，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和对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

　　中国的纪检体制重建于“文革”结束的败局之上，是在现实政治的动荡下，重拾党内权力监督的思路继续前行。在这过程中，中共因循了各国执政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模式，逐步确立了纪检机构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组织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执政党在今天所遇到的社会现实，已经远非28年前可堪想见。这期间，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问题被鲜明提出，更确切地说，是党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引发的权力贪腐，成为危及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迫切问题。这种现实的压力，既可从反腐倡廉在当前党务工作的议程设置中看出，也可从广泛的公众意见和社会心理中得到印证。中国纪检体制的改革历程即与此相伴随行。

　　应当说，当前执政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积弊，在广泛的政治体制讨论中已经成为常识。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这说明执政党高层并非妄自尊大、讳疾忌医，相反，却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有着清醒认知。但常识显然还不是共识。尤其在选择怎样的权力制衡方式上，既强调中国政情的特殊复杂性而拒绝西方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又面临当前权力监督制度上的创新失效，这条路因此走得尤其步履蹒跚、民心郁结。五年来中国纪检体制改革的进展，即是在这种曲折的制度摸索中取得。

　　历史地看，囿于当前“双重领导”的纪检体制，真正独立的监督力量一直未能释放出来。其原因在于，纪检部门做什么可以由上级纪委规定，但如何做却不得不听命于同级党委。这种疲弱的独立性，使纪检机构的同级监督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最初的纪委隶属于同级党委，再到纪委分立于同级党委但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再到近年来对纪委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中央直接掌控各省纪委书记，执政党谨慎以求的，即是这种有限独立的监督实现。在“双重领导”原则仍然得到保留的情况下，这种改善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必须使党内集中独断的权力得到制衡的理念得到了阐发，以权力分设实现有效监督的思路得到了初步体现。

　　不过，尽管如此，五年来纪检体制改革的成果，依然只是权力集中思路下的党内监督。这表现为有效的监督力量，仍旧来源于最高权力的授予与指派，而非党内民主的有效推进与自下而上的广泛监督。这使权力监督的效果依然停留在执政党领导的自我评价，而非普遍的党内评价。因此，当前纪检体制改革虽有所收效，但必须看到，党内权力制衡的实现，纪检体制改革的推进，最终仍然必须落实到对党内民主的推进，方为长效保证。

　　与中国循序渐进的民主进程相扣合，执政党内部更新进取的求善意识，也必定无法脱离自下而上的民意监督，真实有效的民主党派监督与开放自由的新闻舆论监督。进一步说，如果能以同等的政治意志，在以上诸方面达成更有力的制度推进，则持续的党内纪检体制改革，方能不断充实其民主政治的指标意义，在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民主、从党内民主到社会与国家民主的渐变历程中，最终达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至善之境。欢迎回应(电邮：shelun＠188.com　博客：blog.oeeee.com／she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