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大师的时代
文 丁盛 东方枣
2007年，中国话剧走过一百年。
“外援”的力量
4月13日晚，中央戏剧学院所在的东棉花胡同人山人海，逸夫剧场门口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观众。当天是《秀才与刽子手》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票少人多，很多人没能进入剧场。一名特地赶去看戏的北大女生，因为买不到票，连续四次想冲进剧场，最后在剧场外号啕大哭……
这是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在北京演出的一幕，作为上海话剧的代表，该剧入选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32台展演剧目，在北京演出后广受好评。该剧的主创人员来自北京与上海两地，编剧黄维若和舞美设计黄海威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只有导演郭晓男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而且还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回到“老东家”导戏。
这种现象在上海很普遍，一些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话剧，编剧、导演、舞美设计等主创人员大多不是本土创作人员，而是从全国各地受邀而来。1990年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话剧作品《商鞅》曾经入选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但其编剧却是南京的剧作家姚远；获曹禺戏剧奖的话剧《正红旗下》编剧是北京剧作家李龙云，导演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查丽芳；《商鞅》与《正红旗下》的舞美设计则同为中央戏剧学院的黄海威。
除此之外，上海的话剧创作更多地在尝试引进外国优秀剧本、邀请香港或国外的优秀导演，如《糊涂戏班》、《蝴蝶是自由的》、《终局》等。外来艺术家为上海话剧创作演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反映出上海本地创作力量的薄弱。
市场的双刃
在频繁引入“外援”的同时，上海话剧也涌现了很多年轻的话剧中坚。一些年轻主创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贴近年轻观众，充满现代气息，为上海话剧开拓了一个新的观众群体。
上海话剧中心市场部经理喻荣军，从一个体育学院康复系的毕业生成为如今多产的编剧，多少是上海话剧的一个神话，他的《www.com》创造了上演近百场的票房奇迹，将许多从未看话剧的年轻人带进了剧场，成为“白领话剧”的开端。
同样可以成为“现象”的是年轻导演何念，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三年多就已经连续执导了《大于等于情人》、《恋人》、《人模狗样》、《跟我的前妻谈恋爱》一系列小剧场话剧。重要的是，何念的每一个戏都十分叫座。《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更是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赢得圈内人的好评。
与此同时，以现代人剧社为代表的民间剧社同样以年轻人为主创群体，出现了一批以《单身公寓》为代表的白领话剧。这些作品在票房上获得了成功，对普及话剧起过一定的作用。因为上海话剧人的努力，上海话剧的演出剧目、演出场次、观众人次与票房收入逐年攀高。上海的话剧创作演出每年都保持在几十个新剧目、数百场演出的规模。
走向市场后，在决定是否排演一部作品时，上海的话剧人自觉遵循市场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排序原则，首要考虑的是这个戏是否有观众，是否有市场，把票房价值作为剧目排演的首要目标。但是，过度强调市场化，导致了本土创作题材的单一化，许多作品关注的焦点仅仅囿于年轻人的情感生活，故事情节雷同，既缺乏深度，又缺乏人文精神，最终沦为“谈情说爱的佐料”。
票房压力下的无奈
尽管话剧放下了精英的架子，话剧人也采取了种种面向市场的举措，但是上海的话剧观众群体并没有迅速壮大，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话剧依然离得很远。据业内人士估算，上海的话剧观众人数约在两三万人左右，与上海1700万人口比起来，话剧仍然是门小众艺术。
据了解，目前推出一台新戏，如果是放在500人以上的大剧场演出，首轮演出能演10－20场，如果是在200人的小剧场演出，首轮演出能演20－30场。只有上座率很好的戏，才会考虑二轮演出。没有足够多的观众，成为每个面临票房压力的制作人的无奈。
一些优秀作品上演时，往往叫好不叫座。去年，贝克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贝克特的名剧《终局》，上座率少得可怜。无独有偶，同样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去年上演时尽管一片叫好之声，但票房并不理想，首轮只演出了12场。在经济杠杆的调节下，舞台上更多的是迎合市场的话剧。这类话剧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得创作者们又纷纷跟进，一些优秀的作品在面临市场与票房的权衡时就只好被忍痛割爱了。
黄佐临先生1989年在《振兴话剧战略构想十四条》中，提出了振兴话剧的具体构想，文中前三条谈到艺术工作者的“人品素质”、“艺术修养”与“戏剧技巧”。他强调艺术家要真诚、不求名不求利，要有丰富的文化修养、专业理论修养和扎实的基本功。这些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