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
成都传媒集团深度报道课题组
在城乡一体化实践中,作为“城市”的成都将不再局限于598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而是扩大到全市12390平方公里范围。在新的大都市格局里,无论是在没有集中居住的自然村庄,还是已经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无论是在文化古镇,还是在“农家乐”升级换代的乡村,所有居民的身份只有一个——“成都市民”。
案例1:脐橙之乡“新村落”
——自然村庄的文化建设
2006年11月13日上午10时,在金堂县三溪镇白庙村刚竣工的新文化广场,48岁的村民陈锦富一手提着油漆桶,一手挥着刷子,在市体育局援建的篮球架下画着“篮球场”。他是村里篮球队“掌哨”的,这种工作当仁不让。“以后打篮球就有正规球场了,再也不用在小院坝里转不开身了。”陈锦富直起腰杆兴奋地说。
白庙村新文化广场占地1800平方米,篮球场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包括:表演舞台、文化墙、健身路径和乒乓球台等,总投资15万元。从今以后,这里将成为白庙村村民聚会、休闲、健身以及进行文艺表演的多功能活动场所。
不过,文化广场是露天场所;在广场背后的山腰上,还有一座占地面积差不多的综合服务站。那里有图书阅览室、文化茶园、农民夜校和远程教育室、卫生站、信息中心等。这样的文化硬件设施,成为成都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典型标本。
按照三溪镇的文艺活动时间安排表,每月皆有送文化下乡的活动。而内容除了放映数字电影等娱乐活动,还有提高村民素质的各种服务和培训。对村民来说,他们最欢迎的是关于脐橙种植的科技培训。三溪镇是个脐橙之乡,白庙村则是三溪镇的“脐橙之村”,在4462亩耕地面积上,脐橙面积就达3200亩,年产脐橙600余万斤,产值1100万元。实际上,正是种植技术的推广,让曾经贫困的白庙村改天换地。
11月,正是脐橙成熟的季节,县上的种植专家不时来到村里,到果林进行技术指导。“这段时间已经进行了四期培训,每期我都会参加。”陈锦富家种有500株脐橙,专家的培训和指导让他获益匪浅。
有空的时候,陈锦富也会到村阅览室寻找有关的种植书籍。因为白庙村正在进行果树品种的改良和“留树保鲜”技术的推广,对于种植技术的要求更高了。他也会到信息中心去向驻村的大学生请教,从网上下载一些资料,掌握一些最新的市场信息。2006年5月,成都市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白庙村是最早一批受益村。
技术培训提高了村民的科学素质,促进了当地脐橙经济的发展;而脐橙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当地的脐橙文化。三溪镇如今已成功举办了多届脐橙节,而白庙村正是脐橙节的主会场所在地。据悉,2006年该村已经迎来了历史上首批国外游客,一种“脐橙文化”正在白庙村生根发芽,一种新的“村落文化”已经脱颖而出。
案例2:社区“孵化”新市民
——农村新型社区的文化建设
2006年11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大邑县安仁镇金井社区。该社区由三个村合并组建,现有12个居民小组,903户,2874人。他们都是安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涉及的征地拆迁农户,新社区依据“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风格、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要求建设,建筑风格与安仁古镇、庄园风貌一致,具川西民居特色。
集中居住的问题解决了,然而失地农民的就业如何解决?他们已经远离了“村落文化”,曾经掌握的有关春种夏收的农业技能已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耕工具也被当废铁处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已完全被打乱。他们不再是农民,而是市民,但是市民却还只是贴在身上的一个标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
“首先通过各种培训,实现居民工作技能和文化素质的提升。”社区党支书王家彬介绍说。在有关部门的协调组织下,社区开展了各类文化补习班、科技培训班和法律、卫生、计生等知识讲座,培养居民的谋生技能和现代意识。安仁镇的综合文化站和社区的活动室,都设在社区居委会,总面积达到500平方米,文化软硬件都齐全,“这大大地加强了社区的文化建设力度。”
目前,金井社区有劳动力1600多人,一部分外出务工,更多的则留在本地务工。“即使是外出务工人员,也需要接受文化培训,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作为农民外出打工,而是作为新型的市民。”王家彬说,至于留下来的务工者,文化培训的重要性更毋庸置疑,“因为他们已经是新型的产业工人。”产业园区的各类企业,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岗位;而经过文化洗礼的社区居民,也逐渐适应并胜任现有的工作。
已年过半百的居民王国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目前在建川博物馆上班,各方面表现优秀,用工单位反映良好。“以前就在自家土地上干活,也不受什么约束;现在上了班,要遵守劳动纪律,还要签劳动合同,感觉是两个世界。”王国沛说,他已经适应了新的文化。
但是,比这种转变更难的,也许是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到思想观念的转变。王家彬说,刚搬进社区的时候,有些居民对以前家养的鸡鸭猪狗都恋恋不舍,在新家继续圈养牲畜。于是,小区里经常鸡飞狗跳,既污染环境,也破坏形象。还有的居民则乱倒污水,乱搭衣架,乱晒内衣内裤,没有环保意识和公共意识。要建立新型的社区文化,就要改变这些曾经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因此,社区进行了文明公德和环境卫生的各项公民素质宣传,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规定。“现在社区里,少有鸡犬之声相闻了”,王家彬说。
而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则是,与当初“一到晚上就是麻将声”相比,现在“晚上要凑一桌麻将,三缺一都很难找到一个人了”。因为丰富的业余活动的开展,让曾经的“赌博文化”几乎丧失了生存空间。“每天晚上到社区广场跳舞的就有几百人。”王家彬很有成就感地说。
“以前我是个老古董,对跳舞一窍不通,现在我也开窍了。”王国沛说。他的爱人牟翠华已经成了跳舞积极分子,而他耳濡目染并“陪跳”起来。
案例3:客家飞舞“刘家龙”
——传统古镇的文化建设
叶久华现在成了大忙人。2006年11月18日,已经是上午11时,他还没有吃早饭。作为“刘家龙”队的队长,他刚刚组织舞龙队为前来验收洛带古镇申报国家4A景区的代表团进行了彩龙表演。“这一个半月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场表演了。”虽然很累,但是叶久华还是很兴奋。
“刘家龙”得名于在洛带镇已经居住了14代的江西籍客家人刘氏族人,他们代代相传,舞龙已有300多年历史。“我不姓刘,但因为是宝胜村6组组长,所以我担任了舞龙队队长。实际上我也并不上场表演,只负责组织管理工作。”叶久华介绍,目前刘家龙舞龙队有队员39人,绝大部分都是他所在的宝胜村村民。
“刘家龙”的复兴,与洛带古镇的建设和客家文化的保护息息相关。位于成都龙泉驿区的洛带镇86%以上居民都是客家移民的后裔,是中国西部客家人最集中的古镇,上千年传承积淀,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深厚的客家文化。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客家文化为魂,将古镇文化融入其中,先后投资近亿元,打造“天下客家第一镇”。镇内千年老街和客家民居得到修缮,客家风貌得到恢复。
“其中很大部分投入,用在传统客家文化的整理和保护。”洛带镇有关负责人钟廷玉介绍,聚居的客家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楹联,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客家民风民俗和传统手工艺。比如,客家婚俗、客家民歌、民间传说、奋进腰鼓、客家美食等等。其中,“刘家龙”就已经恢复并开发为每年三月中旬的“客家火龙节”和七月下旬“客家水龙节”,分别举行了五届,深受游客喜爱。
2005年12月13日,洛带作为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的分会场,迎来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客人,独特的古镇魅力让海内外客家赤子、专家学者感到震惊和骄傲,从而一举确立了洛带镇在世界客家文化中的地位,被誉为“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承载客家文化的洛带古镇蜚声海外。
随着客家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洛带古镇已经成为成都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据统计,在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洛带的客流量达到了每日5万人。复兴的客家文化,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带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把农村和城镇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边农民中有2000余人进入洛带古镇,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就业。
宝胜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村是一个客家文化、民风、民俗、民居保存较为完好的原生态的客家村落,2005年该村人均纯收入4366元。由于旅游业发展,村民已不再以粮食种植为主,粮经比达1∶9。
作为宝胜村村民,叶久华对此深有体会。他希望随着古镇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业的发展,现在作为非职业队伍的“刘家龙”舞龙队,有朝一日能稳定下来,成为专业表演队伍。而现在看起来,实现这个愿望并不遥远。
案例4:桃花故里“桃花诗”
——“农家乐”乡村游文化建设
在龙泉驿区山泉镇政府附近的成渝路边,立有一个高宽各约4米的“标志性雕塑”,上刻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题书的“中国桃花诗村”。这里就是“桃花故里”精华景区桃源村的入口。
2006年12月1日傍晚,58岁的陈友光开着老年车,载着老伴从路口进村,优哉游哉往家赶。两年前告老还乡的他,如今在桃源村过着恬静闲适的生活,身份是桃源村5组村民,“职务”是桃花诗社社长。而诗社的17名成员,也都是地地道道的桃源村村民。
“农民诗社的成立应该说是桃花故里进行桃花诗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山泉镇副镇长陈生权说。按照规划,在桃源村5000多亩桃林的土地上,将打造中国独一无二的“桃花诗村”,预计5到8年完工。“我们的目的是要以桃花文化为魂,让山泉成为桃花和诗歌相映生辉的特色文化之乡,以此提升乡村文化品位,带动旅游发展。”
城乡一体化推进以来,乡村文化游在当地得到迅速地发展。2006年,山泉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5000元,但众所周知,桃的开花具有季节性,当地的农家乐在一年四季的大半时间里往往门可罗雀。“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我们要进行桃花文化和诗歌文化的打造,把既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提升文化旅游产业。”陈生权说。
2005年3月,“桃花诗村”开村,举行首届诗歌音乐会,吸引上万赏花客留连忘返。2006年4月,桃花诗村二期工程竣工,隆重举行了首届乡村诗歌节日,首批“驻村诗人”入驻,“全国媒体诗人行吟诗村”引来各路传媒聚焦。文化资源的注入,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年春天,桃花故里最多的一天曾接待上万游客。
桃花诗社就在这时正式成立。“诗社成立时,诗人凸凹、南北等来举办了一周的诗歌培训班,60多名村民报名参加。”陈友光说。他自己现在的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指导17位诗社成员写稿,并定期组织交流。陈友光颇为自豪,因为他们的诗歌如今已经出版或入选了4本诗集,而且在本地媒体上频频露脸。诗社成员们的热情都非常高,比如村民李泽先已经创作了20多首。
“诗社的成功出乎预料,”副镇长陈生权说,“这说明村民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非常高,也有一定的文艺才能,适当进行组织,就能激发出来。”打造“桃花诗村”,在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着实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按照陈友光的说法,如今村民个个都能随口朗诵几句桃花诗了。“桃花诗村”名副其实。
按照规划,桃源村要打造全球最大的农村诗歌艺术主题公园,打造“中国乡村诗歌文化中心”和“中国诗歌文化副中心”,成为国家4A级景区。为了这个目标,桃源村已经在进行硬件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打造。“在形成文化旅游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村民将集中居住,走上城市化的路子。”陈生权描绘了桃源村的发展前景。
结语
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首先要“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中,一张公共文化网络从中心城市延伸到了像金堂这样的第三圈层,白庙村的村民已经享受到逐渐平等的文化权利,并在发育的新“村落文化”中,转变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者。而在安仁金井这样一些有条件推行“三个集中”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正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住进新型社区,不仅实现了职业的转变,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都在社区文化熏陶下“脱胎换骨”。他们成了新型的产业工人。
要发展农村的文化产业,就要保护农村的传统文化,盘活农村的特色文化资源。在洛带这样的古镇,周边农村则因为文化旅游发展普遍受益,农民转而从事第三产业,成为新型的服务业者。而从山泉镇“桃花诗村”的文化建设可以看到,在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推进下,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和谐共荣。在因地制宜的乡村文化旅游中,传统农民开始了身份的转变,正在成为成都新市民。(执笔人:成都晚报记者付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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