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有个“大家拿”

　　过去有句话讽刺中国的“大锅饭”：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其实社会制度的设计，只能是相对有效的。打破了大锅饭，也不能保证人人都不钻空子占大家的便宜。有勤劳本分的人，就有投机取巧的人，在哪儿都一样。

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大家拿”更是拿到国际水平。最近和中国“难民”有关的新闻比较多：据加拿大政府部门统计，2006年中国成为加拿大第二大难民来源国。排在中国前面的是墨西哥，后面的是哥伦比亚。华人难民批准率达到49%，高出平均值两个百分点，比几年前的不到40%大大提高。一提到“难民”，总觉得应该和饥荒、政治动荡、战争有关。可难民来源最多的10个国家里，就有中国、印度这样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也相对稳定的国家。那么中国“难民”拿出什么“过硬”的理由来申请呢？一是修炼法轮功，二是计划生育政策，三是参加地下家庭教会。不久前，想当“难民”却没被批准的厦门远华主犯赖昌星，在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司法复核胜诉。靠着律师继续打“酷刑”、“死刑”牌，赖昌星恐怕又能继续赖在加拿大两三年。尽管加政府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但赖的律师居然称，评估遣返风险不应只盯在赖昌星一个个案，只有中国整个司法体制都改变了，才能确保赖昌星回国不会遭受“不公”对待。也就是说，照他看来，只要中国法律制度没达到加拿大的“标准”，赖昌星就能够继续当一个没有难民身份的“难民”。加拿大的难民制度，是全世界比较宽松的。出于人道理由，加政府为受到迫害、无法回国的难民提供永久居留的身份，而且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福利、救济和服务保障。每年有大量钱是花在难民身上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呢？当然是老老实实的纳税人，特别是那些以正常途径来加、勤恳工作的移民。去年在温哥华的一项调查表明，加拿大难民的整体收入，甚至比近一半华裔技术移民的收入还高。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但中国现阶段再怎样“初级”，也绝不至于大量出产难民。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迫害理由，其实相当荒唐，有人干脆是以此逃避司法制裁。许多移民律师坦言，申请难民的中国人，不少是借此达到居留的真正目的。加拿大本地的移民公司广告上，就有公开标榜自己难民申请成功率高的。为了拿到身份和福利，他们只有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专制的国度，才能迎合接收国的难民制度，也满足着他人的“文明想象”。说起来，“人道主义”和“人权”一样，是各种文化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地方。某些中国人把“大家拿”精神发展到加拿大，表面上是钻移民政策的空子，但在更深一层，是在用政治隔膜、文化误解来投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交往日益加深，彼此了解增多的情况下，传统意识形态壁垒虽然仍然顽固，但毕竟在逐渐接纳和妥协的过程中有所软化。比如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以及国际责任的担当，很多人知道，不能拿过去冷战时代的眼光，看待新兴的中国。意识形态这层隔膜逐渐模糊后，走上前台的矛盾焦点，更多的是文明差异和历史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往往被打扮成意识形态隔阂，来挑起更多误解。对邪教的态度、对宗教的政策以及实行计划生育，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实行，并不仅仅因为政府意志坚决，还有大多数民众的认可，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主”、“人权”的一套逻辑，不但不足以解释这些背景，而且会得出过于奇异的结论。比如加拿大一些国会议员支持法轮功，把他们想象成自己文化中的“人权斗士”。在国人看来，未免太可笑。加拿大一向主张文化多元，而且在族裔融合方面，确实花费了许多气力。但是在制度设计的时候，仍然很难认清包裹在意识形态外衣下的文化矛盾。这点倒也无可指责，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自由主义精神与日常制度，可以甚至应当存在差异。问题在于，如果制度被投机者利用，产生出与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融合差异，反而人为加深、扩大了差异，那么受害的就不仅仅是被诋毁的一方，也包括被蒙蔽的另一方。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的损失恐怕还更大一些，因为不但事情没弄懂，而且还动用了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国家财富———一句话，是被“拿”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