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体制何以不能产生稳定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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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日前对《城乡规划法》(草案)进行了初审。据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介绍，推动这项立法，是为了纠正目前城乡规划工作中存在的“七大新问题”。它们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建设规划二元分离，换一次领导就换一份规划，盲目超前破坏生态环境等等。

　　不太明白为什么称这些为“新问题”，毋宁说，这都是些老病根，老问题。就像“月亮走，我也走”是多少年前的老歌一样；领导变，规划变，至少在十几年前已是街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常识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城市居民早上出门上班，若是看到刚修好的马路又在开挖，而马路对面在拆迁，一般都能准确预见到，要么是换了新领导，要么是领导又换了新想法。

　　这种“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综合症”有很多坏处。以城市建设为例(对于农村也是一样道理)，很多人喜欢讲建设现代化甚至国际化大都市，却不明白，凡现代城市都认可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居民都对城市拥有权利，拥有在城市生活各个领域中自主决策的权利。需要一种规划，是为了给所有人的理性决策提供稳定的框架。因此，无规则的规划变动，不论冠以多么好听的名堂，都会给许多人增加不确定性，并可能留下长远后患。典型的例子是开发商和购房者已经作出投资决策后，忽然遭遇规划变动。这是许多“维权行动”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曾经隆重其事制定出来的规划，很快就被继任者随意更改变动，表明了缺少监督和约束。因此，资源浪费和滋生腐败几乎是必然的。除此之外，热衷于“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不断突破规划扩大规模的做法，还有一种内在的机制，就是最终导致什么特色也没有，所谓的“形象”高度雷同。

　　不能否认，多年急风暴雨式的发展之后，许多城市的确更大更美更摩登了。但若论传统特色与文化内涵，恐怕令人感觉惭愧多于自豪。许多看过欧洲城市的人会有共同的惊讶，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那里的城市竟然如此古色古香。若非亲见，实难置信。也许不是人人欣赏那种文化，但很少有人不佩服，经历多少战乱和多少党派竞争，竟然存在着世世代代维护城市文化特色的努力，以及城市规划的严肃性和超稳定性。由此而反观自己，既然有长期稳定的宏大体制，为什么却不能有稳定的建设规划呢？实在也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吊诡了。

　　正在审议中的《城乡规划法》注定肩负重任。它包含了对现状的批判性反思，而它的建设性则体现于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分别是：规划统一，即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的建设规划；规划法定，即依法制定的规划不因领导个人意志而改变；规划民主，即制定规划必须经过专家论证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以及绿色规划，即规划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友好。《城乡规划法》如果获得通过，上述原则就成为法律要求。换言之，规划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将由法律和民主程序来保证，而不是由领导的个人判断和任期长短来保证，这是值得期待的。

　　(原载4月26日《羊城晚报》，作者郭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