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那四年是最彻底的释放

　　王家新：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

　　“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

”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一个时代结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气出奇得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场飞雪中，

　　一封来自远方的重点大学录取书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只是感到难过，为我的朋友王志林，

　　为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王志林，

　　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为什么也没有等到抱头痛哭……”

　　2001年，王家新在诗作《1976》中这样写道。诗中的“第二年”就是高考刚刚恢复的1977年，也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一年。当王家新在他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时，还是充满了感慨，“和我一起去看有没有录取书来的王志林，真的就是一下子蹲坐在雪地上，抱着脑袋抽泣起来了。”1977年底的一场大雪中，王家新接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书，然后，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我倒退着挥手，拎起背包”，告别了被下放劳动了三年多的区农化厂，也告别了一个荒凉的时代。

　　“隐秘的爱”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王家新的少年时代是在压抑中度过的，每次在学校填表填到“出身”一栏的时候，王家新说自己就会感到“笔的沉重”。“那时候周围的女孩们好像也很势利，都去跟出身好的或干部的孩子玩。我也很傲气，你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们！爱好文学正和这种压抑有关，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内向，最后完全躲进书本中了。”在王家新的回忆中，他的文学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那个荒漠般的年代，自从有了这种爱好，也就有了一种痛苦，因为没有书可读，“小时候实在没什么书看，我就架着梯子去看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甚至鲁迅的杂文都背诵下来了”。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上的中学还是抗战时集中了李宗仁和诸多国民党将领子弟的“光华中学”。因为“出身不好”，父母不断由县中学调到区中学，又被调往越来越偏远的山区学校。但是，对文学的那种“隐秘的爱”却一直伴随着王家新，而且越来越强烈了，连父母对此都很惊异。

　　上初中时，他在母亲的朋友家里看到了《大学春秋》，一部在上世纪50年代颇有影响的描写大学生活的小说。“我叫她黄阿姨，她是县医院的护士，上过省卫校，家里收藏有许多《收获》、《萌芽》之类的杂志。”在《大学春秋》里，他第一次读到“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是民族的耻辱”这类的慷慨陈词，“当时我就很受刺激，决心要当一个作家。我跟黄阿姨还有她的丈夫说了我的志向，他们很严肃地对我说‘当作家是要吃苦的’，我同样也很严肃地点了点头。”说到这里，王家新笑了起来，“其实那时候懂什么呀”。但是，这颗飘来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也许他和文学的确有缘，在那个年代他有了好几条找到书读的渠道，让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就是山区农民的孩子，他家里人连字都不怎么识的。”有一天这个同学很神秘地问他要不要看书，他就将信将疑地跟着他去了，“那完全是个奇迹，在他家的一个木头箱子里居然藏有《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殷夫诗文选》等十多本书！还是50年代初那种竖排的书，全都发黄了。”从此，这些书成为他最隐秘的伴侣，他经常在放学的山区公路上放声读冯至的诗。他说正是冯至早期那些抒写青春苦闷的诗，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诗的觉醒。

　　高考语文得满分

　　“只要沿着江河走，就一定能发现大海”，王家新说这句当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在激励着他、温暖着他，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五门功课100分，一门功课98”，但因为班主任在他的毕业评语上写有这样一笔“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没有一个高中敢收，后来经过母亲的奋力争取，才上了区高中。高中毕业以后被下放到了区农化厂劳动，生产一种叫“五四零六”的菌肥，他说他总是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劈柴，烧大蒸锅，把蒸熟的用来做菌肥的小米从大半人高的蒸锅里掏出来，真是不亚于炼钢工人……”

　　在农化厂，不但劳动压力大，还要经常受气。那时候王家新在县里(均县，最早叫均州府，“陈世美就是从咱们那儿出的啊”)已经颇有文名，县文化馆发表了他的诗，还邀他去改稿，但是这类邀请函都被农化厂的指导员扣下了。“1976年吧，我曾被推荐过一次(上大学)，都去体检了，最后却没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荐的学校是广东化工学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岭上高歌了一番《沁园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个学校”。他要在“广阔天地”里继续他的文学梦。

　　劳动了三年多以后，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但同时，“县宣传部抽调我去整理什么学大寨的材料，要整理大半个月，我简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农化厂请了10天假，“这次批准了”，“我回到家里就猛背数学、历史、政治”，考试在1977年12月举行，“可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吧，那年鄂西北山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特别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还在我的体内久久燃烧。”命运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人。那一年，王家新不仅是他们县里，也是整个郧阳地区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人。他的一些知青朋友包括他在诗里写到的王志林那一年都没有考上。不过，王志林现在已是湖北某市的宣传部部长了，“那年我回老家，他远远地来看我，还提着一把据说是盛中国送他的小提琴，要来为我的诗伴奏！”

　　当年的考试成绩并不对外公布，后来王家新进了大学才知道，他的语文拿了满分。“作文的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我就写了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而且这个哑巴还有病，就看饭店的人学不学雷锋，这篇作文故事曲折，结构布局当时也颇下了一番工夫，语言生动、精炼，似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一切都恰到好处”，现在回忆起来，他遗憾没有把这篇作文保存下来，“它被收入了许多高考优秀作文选中，但就是没想到去留一本，我大概是当年湖北省文科第一名吧！”

　　珞珈山埋葬青春

　　当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二和第三志愿则分别是华师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结果被武大优先录取。进了大学，也没想到“中文系党总支宣布我为全年级的学习委员”，省电台很快播送了他的高考作文。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一共有60多个同学，还有五六个是从北京来的，“其中有光未然的儿子”，北京的同学们经常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等杂志也“像火种一样在大学里传送”。“那时候三天两头就会冒出一个诗社，‘77诗社’、‘珞珈山诗社’等等，班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写诗”。后来武汉大学77级的同学，和北大、北师大、复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联合起来，出了一本大学生文学杂志《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主办，王家新任诗歌和文学评论编辑，“本来是要各个学校轮流出的，结果只出了一期就引起高度紧张，什么可怕的传言都有，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了”。

　　在那个樱花盛开的校园，王家新创作了很多诗作，开始在《长江文艺》、《诗刊》等杂志发表。大二的时候他写了《在山的那边》，2001年这首诗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我没想到他们选了这首诗。那是以一个山区孩子的口吻写的，写那种自幼以来对‘山那边’的向往，写那种挫折感和信念，现在让我自己来读，我还真不好意思。”

　　除了读书、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创作，爱情也是当时大学生的“功课”之一。“珞珈山这个名字是闻一多当年起的。珞珈山本身就是个谈恋爱的地方，中文系的学生还不是很明显，外语系的学生都住在山上那些法式的楼群里，经常看见他们成双成对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说是背单词，谁知道他们究竟在干吗？”

　　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让王家新不愿再提的波折，他被发配到鄂西北山区的郧阳师专。“本来当时刘道玉校长还想帮我，但他自己也有了麻烦，我舅舅到了武大，骂了几声，一辆车就把我拉回丹江口了。”后来王家新在他脍炙人口的长诗《回答》里写道：“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他坦承自己对武大有“很复杂的感情”，不过他认为这样写并没有丑化母校，“别的地方也许我还不愿意把青春葬在那儿呢”。而“青春”，在他看来，本来就是用来被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可能成熟”。

　　人物档案

　　王家新

　　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均县(现为丹江口市)，1977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至郧阳师专任教，1985年借调至北京诗刊社，1992年前往伦敦，1994年回国调入北京教育学院，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者：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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