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那四年是最彻底的释放

　　刘巽达，无所不谈的杂家学者

　　“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是有点发怵，由于十年人才断档，前来高考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很大，甚至看到了几个白发明显的人。

　　男女之间的感情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进一步叫爱情，退一步即友情，这叫做“第三种感情论”；人总是在喜新厌旧和追求永恒不变的两性关系的两极之间徘徊，以求得最终的平衡，这叫做“两重天性论”；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三高”女性和低收入、低职位、低收入的男性是以“高嫁低娶”为准则的社会群体中单身率最高的人群，这叫做“甲女丁男论”……

　　以上就是曾让媒体溢美的“刘氏三论”。

　　现任《上海采风》主编的刘巽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婚姻爱情领域的一些问题，并且陆续提出了一些命题，并成为“令人瞩目”的“两性专家”。

　　“刘巽达是一个杂家，常常撰文议论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毕业后出版的一些书也多与此类问题有关，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已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当年的同窗好友、作家赵丽宏在《不老的大学》中如此评价这位昔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才子。

　　高考前，他是航天局工人

　　“当时我如果没有参加高考，虽然不至于成为下岗工人，但是眼界和格局肯定会窄小很多，可能会成为一个业余作家或工人作家之类，但会局限于狭隘的生活经历，小打小闹，自我满足而已。”刘巽达称自己绝对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小时候，刘巽达就是个乖孩子，从小到大关注成绩，关注考试，处处争第一，而且也争到了无数第一。“但现在我对此深恶痛绝，深感人生的真正意义被这些身外之物所耽误。现在我的孩子依然因袭着这样的人生，被功课之类压得人性异化，这些所谓的知识真正有用的究竟有哪些，殊可怀疑。”记忆中，刘巽达的父母从来没有关心过他的学业，只是哥哥姐姐中出了几个大学生，家庭氛围似乎逼迫着他成为读书人，这条路也就顺其自然地走下去。

　　高考之前，刘巽达是航天局的工人。作为制造火箭和卫星的保密工厂，知识分子比工人多，科技人员很多是哈军工毕业的。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刘巽达也将进入保送工农兵大学生的行列，奔着军工事业去了。“可那个时候文学很神圣，我们厂的广播站每天播放我激昂的诗篇，我又主编着一份打字油印的文学刊物。”刘巽达的身边云集着厂里的“精英”。高考制度一恢复，这些“精英”们大部分考上了大学。“我们占据了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厂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大堆，他们抽出了一个最好的数学老师为我们突击充电，因此当时我的数学成绩分数很高，文科的其他科目我把握比较大，加上很高的数学分，我的总分就很高了。”回忆起参加高考的场景，往事历历在目，“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是有点发怵，由于十年人才断档，前来高考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很大，甚至看到了几个白发明显的人。就想，这些老三届高中生可能对考题十拿九稳吧？不过后来知道，我的高分受到了批卷老师的关注。”而刘当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至于读中文系，那是我的唯一选择，填表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再填什么别的专业。”

　　进了华师大中文系，晚上的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深更半夜的，教室还灯火通明，大家好像都憋着一股劲。名师们让刘巽达受益颇丰。施蛰存先生讲古诗十九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记得他解释“就”字时，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往嘴巴上凑，说，这叫“以口就杯”。钱谷融先生讲的是“文学是人学”，那时听来如春风扑面。王铁仙老师是瞿秋白先生的外甥，对现代文学的史料特别熟悉，虽然他的普通话很“搭僵”，但是一点不影响语速，所以他的讲课风格就显出了别样的风采。

　　杂家、杂文家、婚恋专家

　　校园生涯终究只是人生中的一处驿站，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昔日同窗的选择各不相同。“在大学同学中，我的年龄属于比较小的，比刚刚毕业的应届生稍大几岁。现在，我的同学中，已经有好几位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师。虽然我们这届同学中成名和当官的也不少，但总体还是以教书匠居多，博导就有很多位。”

　　不过，刘巽达并没有如他的很多同学那样成为教书匠。“上世纪80年代，我在《现代家庭》杂志上开的名曰《家庭启示录》的专栏，本来是用文学的笔调讲述婚姻爱情故事，隐含哲理。讲着讲着，就觉得在此领域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就恶补相关学问。”于是，刘巽达啃完了许多与婚姻爱情有关的著作，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大师的著作，“我的书架上，这类书占据了压倒性多数。”报刊专栏的邀请纷至沓来，最多时达到每月十几个专栏。“开着开着，发表的文字一多，书也出了很多本，弄得像个婚恋方面的行家，连媒体也这样称呼我，我也就大言不惭地默认了。”其著作“刘巽达家庭社会系列”，总共六七十万字。同时，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刘巽达的成就和影响力更多体现在社会学范畴的“婚姻家庭”领域。“我的行文方式与学院派背景的社会学家有所不同，即便是写社会学范畴的文章，我的文章更像哲理散文，要我枯燥行文很难迁就，可能本质还是个文学人吧。”

　　与学院派的理论家不同，刘巽达对自己的身份有两个定位，一是“存独立思考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学者型杂家”。“这可能和我长期做杂志编辑有关，纵观我的林林总总的文章，基本偏向于以杂文为主。对人文领域的全面关注与思考，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写杂文。”除了担任《上海采风》杂志主编之外，还担任着《家家乐》等多本杂志的主编。每月至少要写两篇以上“卷首语”及其他文章。“有时也应友人之邀，参加一些研讨活动。”业余时间浸润在书香中的刘巽达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有若干相知甚笃的学者朋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忧国忧民，乐莫大焉。”

　　把自己定义为学者型杂家的刘巽达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先后写了《家庭启示录》、《爱情启示录》、《中国陋俗大观》、《无所不侃》、《清宫秘史》等著作。谈及对现代人的爱情观逐渐西化的看法，刘巽达说他既看好，又不看好。“所谓看好，就是说，西风东渐总体是好事，不但物质生活方面，即便是性观念问题上，也是利大于弊。西方生活绝对不是腐朽的代名词，而国际都市、外来文化、商业气息之类也不是侵蚀爱情的元素，现代爱情的健康特质是主流。所谓不看好，是说古典爱情的永不再来。古典爱情是闭塞生活的副产品，生产力越落后，人际关系越不频繁，古典爱情的发生率就越高。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必备条件。纸质信件和传统电报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与之配套的古典爱情也就渐行渐远。”

　　人物档案

　　刘巽达

　　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上海市文联《上海采风》杂志、《家家乐》等多本杂志主编、编审。作家，社会学家。著有多种杂文集、散文集和学术著作，主要著作有：《家庭启示录》、《爱情启示录》、《中国陋俗大观》、《成功心理导析》、《无所不侃》、《夜鹰热线》、《挂满鲜花的小屋》等。（作者：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