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那四年是最彻底的释放

　　陈嘉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

　　决定命运的面试场景始终在陈嘉映的脑海里，“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

”所幸考官最后还是决定让他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他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就这样，陈嘉映“混”入了北大

　　听华师大的学生说陈嘉映教授是个“万人迷”，上他的哲学课必须提前去占座位。在他的课堂上，有三分之二端坐的聆听者不是哲学系的学生。

　　在沪上东北角僻静的住宅小区中，接近黄昏时分，刚给他的研究生上完课的陈嘉映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点起一支烟，把自己参加首届高考前后的经历娓娓道来。也许是因为不常接受媒体采访的缘故，在采访过程中他似乎不擅长侃侃而谈。浓浓的老北京口音，谈吐间慢条斯理，有些含糊，带着沉思的神情，言语之间总带了些迂回曲折的意味。不过，当年在同一个小圈子内厮混的人都知道，陈嘉映在内蒙突泉插队的知识青年中可是有名的辩论好手，引经据典，让反对者的意见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1977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让陈嘉映得到了在北大学习德语的机会，而后机缘巧合，成为海德格尔的弟子熊伟教授的爱徒，从此走上研究西方哲学的道路。不过，用陈嘉映自己的话来形容，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就是一段求真迷行的岁月，“顾自在精神的林莽中游寻迷行了几十年，游乐之余，也曾在陡峭处做二三路标”。

　　内蒙突泉，思辨之路由此起步

　　“一群孩子玩球，玩得很起劲，后来发明出一些规则，变成了篮球运动、足球运动。我们通常会拿这场球赛和另一场球赛比较，很少会谈到一场篮球赛同一群孩子玩球之间的同异。”陈嘉映打了一个比方，解释哲学与日常感悟和思考之间的关系——在普通的思考基础上，哲学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的注意。

　　“文革”的时候，陈嘉映和他的两个哥哥陈嘉明、陈嘉曜同在内蒙突泉一处插队。二哥嘉曜当时在其弟眼中已经是个对哲学问题颇有研究的饱学之士，“我走到嘉曜那边，拿起他的书翻一翻，果然一个字都读不懂”。尽管那时，已经有了相当了得的文学阅读量，陈嘉映仍然说他那时就像愚鲁未化的初民，感觉到自己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在哥哥面前甚至还有点自卑，嘉曜那时自然而然成为了陈嘉映的哲学启蒙导师。

　　“士志于道，恶衣恶食没什么感觉。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很艰苦，连续多少天，没有一点儿油水蔬菜，就用辣椒粉干烤大葱下饭。”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昏暗的油灯亦成为陈氏兄弟挑灯夜战的伙伴。“我和嘉曜把‘生命的理由奠立在铁一般的学习之上’，”在他们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在农忙“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在艰苦的环境下，享受着思辨的快乐。1970年，陈嘉映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第一遍就整整读了一个月，以后几年又读过两三遍。紧接着是《哲学史》。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他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我愿提到歌德的《浮士德》，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燕园，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林间漫步，羲皇上人，陈嘉映坦言在农村没有生活压力，回到北京则是另一个天地。“我们兄弟三个回北京以后，一家七个大成年人，要把我家三间屋子挤爆了。走廊顶端临时隔开的五六平方米就是我的书房兼卧室。”嘉曜被远远分配到工厂当下料工，陈嘉映也受不了二十五岁重新成为依赖父母的待业青年，于是他打算到一家印刷厂去当排字工。就在这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

　　为高考做了认真的准备，陈嘉映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他心里琢磨着会德语的人少，竞争压力应该不大。结果事实完全与想象相左。考生中有一群来自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小小年纪就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我算大龄。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德语：你们好)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决定命运的面试场景始终在陈嘉映的脑海里，“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所幸考官最后还是决定让他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他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就这样，陈嘉映“混”入了北大。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研究生每月三十几元的补贴，够自己糊口，陈嘉映就仗着在内蒙打下的西哲功底报考了哲学系。面试时未能答上“矛盾”等问题，几乎让他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运命惟所遇，因为德语成绩好，素未谋面的熊伟教授竭力主张留下他。“入学未久，书记找我谈话。外哲所有几位老先生，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在垂垂老矣，学问就要失传，他们学到的哲学，什么存在主义，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这些哲学我们还是应当了解的，失传了很可惜，为此，所里决定把你转到熊伟名下，跟他学存在主义。”入熊伟先生门下，本非本意，却也不在意。当时，熊先生已近耳顺之年，早超出了学问大小、论理精粗之辨，但他始终鼓励青年勤学。

　　“先生让我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凭这句话，我开始攻读起这位晦涩透顶的哲人。”二十年后，在导师指导下所做摘要的基础上，陈嘉映写成了如今一版再版的《存在与时间读本》。

　　回忆北大燕园的日子，陈嘉映满是感慨：“在读研究生之前，我的兴趣是分散的，哲学、文学、科学、历史、社会、政治，那时候再不会想到，今后二十几年，哲学将成为几乎唯一的学业。”

　　丽娃河畔，传道授业解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美游学和工作的经历让陈嘉映眼界大开，不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把回国作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美国，教授哲学、解答学生问题只是一种任务和职责。但在国内就不同了，当你发现一个哲学好苗子的时候，你从内心觉得欣喜，为师者变成了一种生活。”在风景宜人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陈嘉映继续他的西方哲学研究，传道授业解惑。

　　柏拉图主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陈嘉映从自己的经验教训深表赞成。“二十郎当岁花了那么多时间读大部头的哲学，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大错。”时代使然，和陈嘉映同龄学哲学的人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读哲学的，往后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这些著作都是用中文读的，用汉语语词来理解、思考西方概念，这从根本上就走了大弯路，几乎无法避免望文生义。“青少年从学，应以实学为主，读一点儿哲学，更多当作精神陶养，大可不必深究义理。我一贯主张取消本科哲学。”不过，事情总有两面，“年轻时读书，读懂没读懂，很多内容是记下了，现在课堂上时不时引用黑格尔、康德，一大半是那时记下的。眼下有人在争论学童该不该读经，我的经验支持读经派，那些在几千年文明史中证实了的经典，管它懂不懂，先记在脑子里再说。”

　　除了关注自己的学术工作，陈嘉映也没有完全放弃原本广泛的兴趣。与人合译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关注环保事业。“戈尔的书写得很专业，所以才会引起我的兴趣。”说到这里，陈教授变得十分自在，因为接下来他一个人享用的晚饭将是红酒加方便面。

　　人物档案

　　陈嘉映

　　1952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后调往华东师大哲学系。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等。（作者：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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