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曹刚文
今天,中国铁路第六次提速后的第一个黄金周开始了。
黄金周期间,上海铁路每天迎来送往的旅客将有数十万人次。其中,铁路上海站每天到达74列正班客车、15列临时客车,发出87列正班客车、15列临时客车;每天经过上海南站的客车约200列。
他们通过贯穿铁轨的电路,控制道岔,给火车发信号,告诉火车应该怎么走,保持多少时速……信号工是火车的“眼睛”和“神经”,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火车提速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张晓强,36岁,上海铁路局电务段上南信号工区信号工。家住浙江嘉善,在上海南站上班,每天来回的交通工具是火车。下班时,他赶下午4时30分的火车,在车上耗费近1个半小时,踩着吃晚饭的钟点回到家。
4月18日,我国铁路第六次提速,在铁路上干了10多年的张晓强“受益匪浅”,因为回家的时间明显缩短了。“提速之后,路上只要45分钟,有时候还来得及去接儿子放学。”8岁的儿子读小学一年级,也成了这次提速的间接受益者。
不过,张晓强又是提速的“受害者”,因为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车速提高后,车次间隔时间缩短、车流密度增大。提速前,每天134列火车经过南站;现在,已增加到约200列;到今年7月,还要添30多列。这不但加大了信号工的工作强度,更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前‘开天窗’,主要在白天,现在,全都移到了三更半夜。”
“开天窗”,从白天移到半夜
张晓强说的“开天窗”,是业内术语,指两班列车之间较长的空档时间,信号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定期检修信号设备。“如果我刚走到铁轨上,下一班火车就来了,‘天窗’自然不能开。”他解释道。
这次提速后,白天的“天窗”都被取消了,只有在凌晨0时至4时,途经上海南站的火车才比较少。于是,每隔约一个星期,张晓强就要加一次夜班,检修设备。
白天也不闲着,必须每天巡查,在铁轨上来来回回走一遍。
张晓强所在的上南电信工区,共有7名信号工,负责线路总长约2公里。巡查时,1人坐镇监控室,其余6人分2组,每组负责1公里。“别小看这短短的1000米,如果乘以12条铁轨,至少变成了1.2万米,何况还要边走边查。”巡查一遍,张晓强和同事们经常要花5个小时。
这5个小时,信号工不能一鼓作气,得见缝插针,分批完成。按规定,只有4个时间段允许上铁轨:8时15分至10时45分;12时40分至13时50分;14时至15时05分;15时55分至18时。
巡查工作,每一步都很重要
信号灯、道岔和轨道电路,是信号工的主要巡查对象。信号灯和道岔,大多数人都认识;轨道电路,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词。它以钢轨为导线,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电器,通过轨道电流来工作。当轨道上有列车通过或钢轨意外断裂时,轨道电路都能及时发出信号。
每当有火车,特别是载重较大的火车经过,都相当于一次轻微地震。这一“震”,可能把螺帽震松、电线震断、缝隙震大……巡查的具体内容,看似简单琐碎,无非是紧一紧螺帽、测一测电压、量一量缝隙,其实每一步都很重要,疏忽任何一步,就可能造成信号灯紊乱,道岔失控,甚至火车脱轨。
“就算1毫米的缝隙也决不能放过。”张晓强说,一个道岔平均每月扳动2000多次,比较容易出毛病。每次巡查,必须检查道岔与钢轨连接处的缝隙。“这条缝必须小于4毫米,扳动道岔时才能到位。如果超过范围,哪怕只超1毫米,道岔也将无法正常工作。那可不是火车‘抖’的问题,而是直接开错方向了。”
既能干脏活,也会干技术活
11时,张晓强回到休息室,脱下工作衣,露出白衬衫,顿时“焕然一新”。不是衬衫太漂亮,而是外套太脏。黄色的工作衣上,遍布油腻和污渍,好像刚从煤堆里捡出来又扔到油桶里泡了一会儿。
“整天在铁轨上摸爬滚打,刚洗的衣服,不到一天就脏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经常要给轨道加油,给变压器箱、电路箱刷油漆,有些脏东西,沾在衣服上洗不掉了。”比衣服更脏的是工具包,扳手、榔头、螺丝刀凌乱地塞在里面。包的体积不大,但分量不轻,近10公斤。
信号工还要干重活——道岔与电动转辙机相连,工区内共有111台转辙机,要定期更换。最重的一台,250公斤,4个人才能勉强抬动。
休息室的墙上,贴着一张“上海南站设备平面图”,错综复杂,看得人眼花。工区内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既下得厨房,又上得厅堂。”意思是:信号工既能干脏活累活,也会干技术含量高的活。有些安全隐患,巡查时不一定能发现,需要在后台控制室,对照电路图认准每条电线、每根电缆,登录微机检测网络系统,查看数据,及时判断问题、解决问题。
一个小毛病,就可能酿成大错
“最怕晚上接到电话,很可能是紧急通知,让我到站里排除故障。”张晓强坦言,信号工在心理上承担了较重的安全压力。“有一个词叫‘万无一失’,形容很安全。但在我们这里,‘万无一失’还远远不够,必须确保十万、甚至百万无一失。一个小毛病,就可能酿成大错。”
近几年,许多信号工跳槽了,为数不少的人转投地铁,其中不乏业务骨干。“人才流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受压力所迫。虽然在地铁的工作量没有明显减少,但由于环境封闭、车身较轻、路线单一,工作环境较优越,承担的安全压力也较轻;另外,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也是不少人跳槽的原因之一。”一名业内人士分析说。
焦点关注检车员:每天走15公里替火车“看病”
他们是拿着榔头的“火车医生”,不少人在走下火车时曾见过他们,但很少有人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检查,从听车轮开始
隆隆的车轮声由远而近,一列火车缓缓驶入铁路上海站。上海铁路局车辆段列车检验所检车员王盛已在月台上等了10分钟,见火车进站,他立刻挺直腰板,竖起耳朵。车轮与钢轨摩擦发出的声响,在大多数人听来,十分枯燥单一,王盛却能从这个声音里听出毛病。
“如果车轮出了故障,滚动的声音会有些异常,我马上记下有问题的位置。先用耳朵预检一遍,能提高检车的效率。”
火车停稳,王盛迈开脚步,走向车尾,和乘客擦肩而过。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知道,这个左手拿电筒、右手拿榔头的小伙子,就是确保火车安全运行的检车员。
提速后,人少了活多了
检车主要分两部分,“试风”和“敲车”。
制动装置是火车运行的关键,必须首先接受检查。火车制动,主要以改变压力空气的压强来控制。压力空气简称“风”,检查制动装置又称“试风”。
“试风”约持续8分钟,电子风表显示,每分钟漏泄不得超过20千帕。“如果超标,说明制动有毛病,刹车很可能刹不住了。”王盛介绍,一列火车到站后,由一个小组共4名检车员负责。“现在每天有6个小组,在提速前有8个小组。”
由于火车速度加快、车流密度增大,尤其是增加动车组之后,一部分检车员被调走了,留下来的人的工作量就更大了。“以前每天检车的数量一般都是个位数,现在经常超过10列。有人算过,我们每天步行距离至少15公里。”
榔头是最佳“听诊器”
“敲车”耗时更长,约20分钟;环节更多,用榔头敲打火车底部,特别是车轮附近的各种金属装置。“金属和人一样,也会疲劳。疲劳积累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多种症状,比如开裂、松动、折断等。”王盛介绍,“敲车的目的,就是要尽早发现金属的毛病。”
如果把检车员比作“火车医生”,那么榔头就是这个“医生”的“听诊器”。敲打会发出各种声音,他根据这些或清脆或沉闷的声音,辨别金属的健康程度。榔头的另一个好处,是帮助检车员集中注意力,引导他的视线集中到某一点,类似于教鞭的作用。敲车时有2个诀窍。一是要轻轻地敲;二要有选择性地敲。“手脚太重,或胡乱敲打,反而会敲出毛病。”车底的光线较暗,还需拧亮电筒配合榔头一起工作。
跳上跳下,腰酸腿疼
凡是检车员,胃、腰和关节,至少有一个地方有毛病。
胃
检车员吃饭没规律,完全跟着火车时刻走。早到上午10时,晚到下午2时,都可能开饭。车站里没有食堂,有人自己带菜,有人常年光顾路边摊,胃得不到好的照顾。
“有时候明明很饿了,刚准备吃饭,一看榔头,马上没胃口了,甚至连昨天的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王盛说,不少火车没有装集便器。他敲车时经常敲到残留在车底的粪便,沾在榔头上,臭烘烘的。
腰
敲车时,必须弯着腰往车底下钻。“尤其是靠近月台的一侧,车轮和月台之间的空隙很小,所以要从月台跳到铁轨上,敲一个车轮,再跳上来。”检查一列车,要这样跳上跳下将近100次,一天跳下来,就是近千次,必定腰酸腿疼。
关节
在铁轨上露天工作,最怕夏天,下大雨,单穿一件雨衣,长筒套鞋,密不透风,又热又闷,只消三四次就捂出关节炎了。
信号工在仔细保养信号灯
检车员在认真检查列车的运行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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