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政府宽裕后应该让人民殷实

　　在世界的目光中，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历28年而不衰，但中国最耀眼的奇迹是财政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至今，GDP年均增长9.6%，而财政收入则年均增长13.1%。后者虽然在1986年到90年代末期间增幅不高，但从1999年开始，幡然豹变，当年突破1万亿大关，2003年挺进2万亿，2005年跃入3万亿，去年达到3.9万亿。

最近从国家发改委传来消息，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已达11784亿元，依此速度推算，今年跨越4万亿应无问题，并极可能摸高4.5万亿。其增长速度连续8年皆在20%以上。

　　财政收入超水平增长体现着一国国力的增强，但更意味着政府渐次宽裕和富庶。在我国，政府收入远不啻财政收入这一项，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据说这些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大体相当，如果财政收入在奇迹般地增长，那么它们的增长也应水涨船高。在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是四六开，地方占大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到2006年才达到18%，而一些地方，例如广东省早在“十五”期间已稳定在22%-24%的水准，显然更为富足。

　　政府宽裕和富庶毫无疑问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届达此境后，政府应该如何围绕以人为本，着手创新财政运行体制和理财方式，让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以及如何长袖善舞，调整重大结构，绸缪更美好的未来。这些年来，政府的钱都用出去了，还略有赤字，其用度当然无可非议，效果也看得见。但是一些基本关系和结构却在失衡，例如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似乎在无可挽回地发生变化，这却不能不令人警耸。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消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积累率低于40%，合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但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率一直在53%以下，尤其从90年代开始在逐年下降，即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38.2%，出现了储蓄率和投资率高于居民消费率的非正常现象。储蓄率高主要是企业而非居民所致，因为居民收入不仅低于财政收入水平，还低于GDP增长水平。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则很多，包括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基金大搞基本建设，把土地出让的巨额资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当然中央也有责任，特别是略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笔者认为，要改变和扭转这一状况并非不可能，它不在于政府如何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如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动用多少财政收入来直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而更显得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树立让人民殷实的理念，如何像发达国家那样，构建成体系的消费政策，切实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以及在战术上，如何加快推进消费信贷，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