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水总是深的”
南方周末:我们看您的简历,似乎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经历,是不是?
万钢:我的角色转变跨度比较大,16岁时从上海去东北插队,在农村劳动、生活了七年,耕过犁、翻过地,做过仓库保管员、出纳员,开过拖拉机,当过生产队长。
| |
从学术跨度说,我进大学时学路桥,“文革”结束后学校又派我去学物理,之后又到哈工大进修,又读同济大学固体力学研究生,之后又去德国读机械方面的博士。
在工作上也有很大的跨度。我在奥迪,从前端的技术研究到后端的销售、售后服务,都参与过。回国后当院长、校长,现在要做部长,这些都是很大的跨度。
南方周末:您是怎么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当然我们相信,既然能出任部长,生活上也应该是很严谨的。
万钢:(笑)生活也不能用“严谨”来形容,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早上抽出四十多分钟时间游泳。
南方周末;在水里您经常想什么?
万钢:(笑)想什么?游泳的时候不能多想,光想就会淹死,我游泳一般潜得很深。
南方周末:到北京工作后,会不会觉得未来的水更深?
万钢:人生的水总是深的,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乐趣。
“对体制问题,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的心态来看待”
南方周末:我们现在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农工民主党刚提交了一个报告,说我们现在学术的申报体制,经费的使用体制,官本位色彩很强,权力色彩很浓,这将是您要面对的问题吧?
万钢:当我进入科技部部长角色时,可能最重要的工作是学习,要听取各种意见,包括你说的农工民主党的意见,包括我们科技界同事们提出来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再谈怎么认识我们科技体制面临的问题,包括怎么正确理解“官本位”。其实“官本位”也是一个比较难界定和描述的现象,如果说“官本位”,我现在就是学校行政部门的官员呀。
南方周末:大家对您有期待,其实也是希望您能解决这些问题。
万钢:面对这些期待,我不止一次说“诚惶诚恐”。确实要解决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先总结和分析这些问题。这些东西都吃透后,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是一个科技部部长、一个万钢来能解决的,而是要大家一起讨论。就我来说,我不能再像科学家一样抓课题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接近科学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南方周末:我们想知道您解决问题的思路,舆论认为您的经历有利于中国科技界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万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科技体制存在问题,但我不希望大家怀着悲观或者愤世嫉俗的心态来看待问题,而是应该在方法论上思考,也许你发现了问题,了解了问题的根源,一些问题就开始被解决了。
比如,研究一个新药,如果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这个周期要十年,要投入大量的钱。于是从一开始,要有一个研究机构从源头上开始做,当研究机构研制出来以后,就要通过专利的形式,将它的成果转移到企业机构,后面还有很大风险,这就需要建立知识产权的转换机制,怎么使研究者得到应有回报。
我们看到报纸说某一个国家的研究所,一个药卖给一个公司,一下子拿到几千万,我们就很羡慕,但仔细分析,这个几千万是按照不同阶段来支付的,一直到产生效益以后的多少年,他还在逐渐付,一开始只给几百万。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长效、诚信、公平、合理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利益分配机制中的深层次问题。
南方周末:但大家确实对您很有期待,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资金使用机制,很多人认为是被潜规则控制,一方面科研资金投入有限,一方面有限的资金却无法用好,您有没有信心让中国的科研资金做到透明?
万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能在多少年以后会看到,不管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有共识,才能共同解决。我一直认为,形成共识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人,再大的权力也好,你如果形不成共识,你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可能我的方式你们不习惯,会觉得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也这么婆婆妈妈,但我觉得很多事,欲速则不达。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