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现象”：更开明 更民主

广州人大代表询问珠江新城规划 phototex／图

2006年6月30日，广州番禺首创城乡合作医疗。番禺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男子。王翔／图[

　　“广东现象”：更开明 更民主

　　■ 编者按：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广东给外界的启示还包括，在经济先行一步后，必须投入更多的钱，放在民生事业上，放在改善环境中，放在提高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

　　2006年6月30日，广州番禺首创城乡合作医疗。番禺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男子。王翔／图

　　执著的代表

　　4月20日，人民币银行卡ATM境内跨行查询收费被叫停。在媒体和公众一片欢呼叫好之余，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的一场“疑似质询”。

　　“物权法也规定了要保护储户的存款，可这几年银行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说收就收，说涨就涨，从年费、跨行取款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更有挂失费、销卡费等等，连跨行查询也要收费！”

　　会后，有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握手说，“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这是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故事。

　　2006年6月，几大银行统一推出跨行查询收费，成为舆论热点。黄细花和另外一个女代表陈雪英第二天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跨行查询需听证的紧急建议。

　　建议提出后，发改委和审计署按期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是职能部门，不可能叫停。”黄细花冀望于银监会。银监会的答复却比法定时间晚两个多月，答复是照收不误。

　　3月初，在去北京开“两会”之前，媒体就很关注黄细花会不会再次“发难”，她当时没接受任何采访，“不想给有关方面造成压力”，只想和发改委官员交流沟通情况。“两会”期间，黄用酒店里的信纸写了一段话交给发改委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这次约见“带有质询的性质”，“但在全国‘两会’没有先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询问’的名义都不敢用，只是说约见有关部委负责人沟通情况。”黄细花说。

　　黄细花没想到发改委官员很快反馈，还带来审计署和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见面。3月12日下午，不同部门的8位官员专程赶到广东团驻地，与黄细花等代表见面。

　　平素腼腆的黄细花在这一天，异常严厉。“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先谈前期的一些调查情况，我说你们别谈这些，就说接下去怎么办！”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她质问道。

　　“后来双方沟通得非常好，一个部委的官员也说，跨行收费的一些问题确实困扰老百姓，他自己发工资在一个行，住房按揭在另一个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黄细花回忆说。

　　其后，中国银行又派一位副行长听取代表意见。回到广东后，黄又分别给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信。之后，黄细花很快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黄代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好消息是真的。在包括黄细花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收费项目取消。

　　广东现象

　　事实上，比这更激烈的质询，对广东官员来说，似乎习以为常了。从人大对政府部门监督角度看，广东人在观念上走在全国前面。

　　作为广东最“资深”的人大代表，湛江市第十二小学校长林才贤深有体会。1978年，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1982年开始又经历了五届省人代会。

　　林才贤说，1980年代，代表开会都不发言，台上发言完毕大家一起鼓掌，只说“好啊好啊”。因为当时的代表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代表不敢提意见，觉得一提意见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政府了”。新的观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的。

　　香港回归前，广东各级人代会中有大量的港澳代表，他们的表现令广东的代表们深受影响，此后，广东代表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监督公共部门的工作。质询现象的出现则标志着 “广东现象”的诞生。

　　1994年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8月，先后两次向下级部门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上述条例未能如期实施。人大代表们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

　　1994年11月10日，21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国土厅提出质询案。在质询会上，省国土厅厅长承认，他们以电报方式提出实施意见是不妥当的，电报中的一些话，损害了人大立法的严肃性。质询结束后，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

　　另一个林才贤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八届人大开会时，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的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报告被认为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严重问题。

　　麦的报告重写后由于已经休会，只能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虽最终通过，但票数极低。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代表团28名代表一起举手，对省高院院长麦崇楷所作的工作报告投弃权票，连主席台上都有两个人举手。

　　麦崇楷在退休后因为受贿被判刑。有人说，麦崇楷受到过两次审判，一次人民法院的审判，一次是人民代表的审判。

　　这之后，2000年，“环保局事件”再次轰动全国，围绕一个电镀厂的污染问题，人大代表杨军辉质问环保局官员：“省环保局的环保意识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你们的体制有问题！编制是不是多了？”此后，还有代表提出要罢免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的职务。

　　“广东现象”这个名词也不胫而走。但即使在观念领先的广东，有的被质询机关也会把被质询视为出丑；有的担心因质询而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有的害怕质询，担心因质询暴露出薄弱环节而丢选票。

　　到第九届、第十届人代会时，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式更灵活多样。除“质询”外，还可以采用“约见”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意见。这种新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渠道。

　　林才贤解释说，“约见”比质询更灵活，它不像质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它更像一种沟通和协商，有时候政府部门和代表甚至能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林才贤说，他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开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对代表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也好了很多。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3年，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进一步对“广东现象”满怀期待。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竟然竞选区人大代表。

　　“2003年我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当了3年市人大代表。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区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市人大代表是看简历投票。”她这样对本报记者讲述当时的初衷。

　　区人大同意她以普通居民身份参选，但由于选区内有几个大单位，而肖幼美所代表的居民人数很少，因此她又提出在选区内贴出竞选海报的要求，以加强参选的力度。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区人大在请示市人大后做了一个答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贴竞选海报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禁止，按照人大的答复，肖幼美可以贴出自己的竞选海报。这一答复，启动了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

　　尽管有单位将她的竞选海报撕下来，但她的竞选海报还是贴到了市委党校、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外贸大院小区等单位的宣传栏上。

　　最终，因为得票数不够，肖幼美落选，但她的做法却引起连锁反应。“当时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在我之后许多人张贴海报竞选，这种形式最终被修改后的选举法选择性采纳。”

　　当年5月底，广东省人大修订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首次肯定了候选人进行自我宣传的合法性。“广东现象”显示出确立合理的权力架构的一种努力。

　　政府的开明与宽容

　　代表不仅在例会期间能监督政府，闭会期间行使权力时，政府部门也极为重视。

　　和5年前不同，林才贤等代表发现，政府部门开始很认真地接待代表的来访，也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态度。许多问题甚至会有分管的市长到场，有的会当场表态，提出解决方案。

　　“其次就是实施领导人述职制度以来，政府部门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主人’是人民，他们要向人民、向人大负责，而以前他们在意识上觉得自己是在向上级负责。”林才贤说。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对于官员来讲质询并不可怕：“其实质询制度是很好的，并不奇怪，只是一开始都不习惯而已。如果我们平时能够按照规定和法规办事，也经常地与群众沟通和主动公布政事，质询就少。质询就是不明白、不清楚嘛。”

　　让林才贤感到的另一个变化是政府对代表的议案和建议更重视了。与以前不同，现在答复已形成制度了。答复结果不仅要寄给领衔的代表，也要寄给附议的代表。人大常委会还敦促有关部门要直接和代表沟通，解决问题。

　　“开十届人代会时，我提出要加强食品药品监督，前段时间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到湛江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对政府部门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很满意。”林说。

　　领“厅局级”干部开博客风气之先的廖新波在任职之前，当过3个月的信访专员。在联系群众、听取民意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政策和规定，比西方国家还多。”

　　“人民网不到一天，访问量就接近两千，可见官员博客的威力。”他说，不要把博客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要将它看成是洪水猛兽。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官员加入博客队伍，但我深信，有不少的高官是隐秘地活跃在博客世界里，如果说官员就数不胜数了。”

　　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在网上撰文为他担心：廖新波越来越大胆了，对于这位出格的副厅长，我越来越为他的政路担忧。他未来的政途何去何从。

　　一年多过去了，他的做法已被体制平静“消化”。

　　“我没有受到领导的提醒。其实我觉得，领导不表态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使我更加爱护我的博客，也更加有自律感。”

　　《南方都市报》近期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廖新波表示：医改不能是卫生部唱独角戏》。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曾透露，新医改方案年内出台，但廖新波随即表示，这很可能又是卫生部一厢情愿的想法，“年内能出台？两三年内方案能出台就不错了。”

　　廖新波从来就不是一名保守的行政官员，从质疑“断骨增高”、“开颅戒毒”到向“民营平价医院”、“公立大医院外购药”开火，他的“出位”言辞不断。

　　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潮流。其实，国家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正在形成。“对于我自己，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政治压力。”

　　媒体的“胆量”和官员的“习惯”

　　在谈到“广东现象”时，不能不提广东的媒体。有人大系统媒体评价道：（广东）各新闻媒体对人大报道的重视不局限于开人代会时，也不限于常委会上，一些专跑人大的记者意识到：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参与报道又推动了人大职权的行使。环顾‘广东现象’中的每一起事件，都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可以说，人大工作的每一曲乐章，都伴随着媒体发出的和音。这也可以说是‘广东现象’背后的一大特色吧！”

　　广东某报业集团的一位副总编感慨地说，国内的纸媒中，数广东的媒体最不吝啬舆论监督，比如，“禁摩令”刚刚公布，几家报纸就发出了质疑声，并提出了更为合理化的建议。

　　“这在其他的地方不可想象，会认为媒体和政府唱对台戏”。

　　与媒体接触较多的廖新波，在谈到官员与媒体的关系时说：虽然有时候媒体也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但我都能体谅。有时候，我情愿“忍辱负重”，也不会过度指责记者。

　　2007年的一次新闻界联谊会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一番表态，引起共鸣。朱小丹强调，要把张德江书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落实到“欢迎、支持和接受舆论监督”中去。

　　他说，“好的舆论监督是连带批评和建议一起出来的。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老百姓怎么看，媒体出出主意，这对政府本身就是推动。一句话，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则表示，管理媒体不是什么都不让报，各级行政部门要提高承受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广东是一个范例。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受到广东省政府的“阳光行政”、“信息公开”的影响。

　　陈舒说，每次去开“两会”，一提到来自广东省的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代表都感到他们就像老大哥，对他们都高看一眼。“广东省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得很好，广东的成功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制度，而广东一直处在中国人大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一位代表则认为，我们国家总体跨过了简单的“改革”与“保守”二元划分阶段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以极大的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广东现象”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张悦 发自深圳，实习生 李易崇 戚庆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