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学者出书认为 人的善恶观来自先天道德

　　善恶天定，还是后天形成？

　 人类的“道德之树”源自远古的自然选择

　 “道德装置”来自远古的选择

   案例1

　　医院的急救病房里有5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急需进行器官移植，但医院里并没有相应的器官，也来不及去收集器官，这时候，一名健康的人走进了医院。

为了拯救那5名垂危病人，人们可以把那名健康的人杀害以获取所需器官吗？面对这个问题，全世界不同种族、信仰、教育程度的人几乎普遍回答“不可以”。

　　案例2

　　在电车轨道上，一辆电车疾驰而来，前方躺着5个不知所措的人，轨道旁边的岔道上也站着1个人，现在，站在两条轨道当中的你有一个选择权，可以扳动控制杆把电车转到岔道上，牺牲1 个人来拯救5个人。你愿意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种族、信仰、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大都表示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本报综合报道 同样是牺牲1个人来换取5个人的性命，为什么人们对两个例子的答案选择截然不同？为什么人们认为杀害健康的人是不道德的，而牺牲岔道上的人却是可以接受的呢？人们是如何得出上述道德判断的，是通过后天教育还是人类存在一种先天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马克·豪瑟尔倾向于后者。

　　在豪瑟尔的新书《道德思考：大自然如何设计我们的普遍是非观》中，豪瑟尔认为，人类存在一种先天的无意识的“道德装置”，可以使人们在感情或理性发挥作用之前迅速分析并作出判断，这种评判机制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中形成的。

　　豪瑟尔把“道德装置”类比为人们毫不费力地获得和使用语言的本能。豪瑟尔认为，尽管文化差异存在，但人类的道德判断还是受到内置“道德装置”的影响。

　　远古的机制

　　豪瑟尔指出，先天的无意识的“道德装置”可以使人们在感情或理性发挥作用之前迅速分析情形并作出判断，这种评判机制是在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中形成的。

　　豪瑟尔认为，远古的人类的道德法则或许并不是一开始就为道德评判而生成，而有可能是生存或社会性的一些选择，后来逐渐被借用于道德判断，例如“如果别人侵犯了我，就要进行报复；如果别人帮助了我，我也要对他友好”的互惠观念。

　　豪瑟尔认为，远古的人类时刻都面临类似的选择和判断，如果他们一门心思地思考是非对错，那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于是通过不断的进化与选择，久而久之，一套无意识的道德评判机制就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了，帮助人类迅速分析情形并作出判断，从而辅助族群和社会的稳定。

　　道德判断也有文化差异

　　本报综合报道 虽然先天的“道德装置”使全人类在一些基本道德判断保持一致，但正如语言的差异性——不同文化（族群）有着不同的语言——一样，道德判断也因应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存在文化、地域特殊性的巨大差异空间。拿故意杀人来说，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道德的，普遍不为人们接受的，但在某些文化或特定时期，却又为一些人群所接受。

　　例如，豪瑟尔举例说，在美国的殖民早期，南部的殖民者主要是凯尔特牧人或苏格兰牧人，而北部则主要是德国的农民，南部靠畜牧为生，北部靠种土豆为生，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族群道德与心理的巨大差异。南部形成了一种崇尚男子气概的文化：如果谁偷了我的马，我就会去杀了他，因为这关系到生存的问题。这种文化进而发展到：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与别的男人偷情，这个男子有义务且必须把妻子杀掉——这种做法已经超越“能不能杀掉”的道德判断层面。而北部的人就宽容得多：谁也不会去偷土豆，再说即使偷一点又值什么钱？

　　15个月的婴儿已有是非观念

　　本报综合报道 豪瑟尔指出，支持先天“道德装置”理论的另一个论据是，尽管科学家还不能很肯定地说人类在刚出生的时候就拥有先天的道德观念，但大量研究确实证明，15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拥有对与错的信念。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图瑞尔更进一步发现，社会习俗与道德规则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小至3岁~4岁的幼儿便能区分这种区别。

　　豪瑟尔引用图瑞尔的实验举例说，某一天，教师对小朋友们说：“今天大家不必像以前一样举手提问，有什么问题大家直接发问就行了。大家同意吗？”小朋友都兴高采烈地回答“好的”。如果老师换一种方式和他们说：“我们提问之前需要举手，但在法国，小朋友们提问前从不举手。大家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小朋友们都认为没什么不妥。由此可知，举手是一个社会习俗问题，可以随着权威、文化习惯的改变而改变。

　　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教师走进教室对小朋友们说：“如果你邻座的小朋友激怒了你，你就用拳头打他。”这时，讲台下的小朋友随即发生骚动，大家的道德规则似乎受到侵犯，小朋友们纷纷说不可以这样做。“但在法国，他们是这么做的。”老师继续说。然而小朋友们还是不肯听从，“法国人真奇怪，他们不应该这样。”小朋友们回应。在这个问题上，小朋友的判断完全不以权威的命令和文化习俗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