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增长过快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亟需改变

　　《瞭望》文章：当前经济运行的政策取向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的消费增长来弥补；国际收支失衡，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

　　文/王一鸣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和银行体系资金流动性过剩等现象，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追根溯源，调整经济内外失衡，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投资增长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2001年～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现价GDP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35.7%增加到42.7%，增加7.4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时期，但投资率都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水平。如日本1961年～1973年经济增长率为9.7%，平均投资率为34%，韩国1966年～1979年经济增长率为9.2%，平均投资率为30.4%，而我国2006年投资率已经高达42.7%。

　　显然，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以下内在条件在起作用。

　　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还在不断增强。

　　二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收入被大量用于投资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迟迟没有实行，利润不分红，而近年来垄断性领域利润大幅度增长，使其投资能力被大大放大。

　　三是投资成本过低和增长方式粗放。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使投资成本被过度压低，直接推动了投资过快增长。投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又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力求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投资和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

　　对外经济不平衡

　　近年来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投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出现萎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

　　造成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深层原因：一是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进程加快。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快将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非核心技术的加工组装和研发环节向我国转移，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本来就偏低，加之实施各项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促使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向我国的产业转移，导致出口部门不断扩大。

　　二是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和增加出口，我国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同时，在进口上实行配额管理和数量限制，外汇结售汇制度和用汇审批等。在宏观调控目标上对国际收支平衡重视不够，没有及时矫正向出口部门的倾斜。

　　三是汇率制度缺乏弹性。长期以来，我国名义汇率基本维持不变。2005年7月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尽管名义汇率有所上升，但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难以对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作出反应，加之国内通胀水平持续较低，实际汇率可能并没有相应升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名义汇率明显上升后，外贸出口还在大幅度增长。

　　内外需不平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汇率升值压力加大。理论上讲，升值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升值压力。但是，出口下降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进而压低通胀水平，使实际汇率水平低于名义汇率水平，又会使出口增加和顺差扩大。

　　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源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主体还不规范等。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十五”时期，我国能源、电力和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35%左右，没有明显提高，产业技术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经济结构加快变动的时期，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而在粗放型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和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不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过度强调“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必须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最根本的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议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围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策取向。

　　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较大幅度地扩大公共服务支出。

　　现在是适度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加快推进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的最佳时机。要控制财政收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将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加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各级政府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特别是提高低保标准并扩大低保覆盖面，健全城市低保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较大幅度地增加基础教育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障制度，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适时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通过政府扩大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

　　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政策的着力点应是改善初次分配结构。一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目前我国有1.2亿农民工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由于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强，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于扩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二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继续实施直补政策，保障农民的利益。三是各级地方政府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增加工资性支出。四是适时取消利息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和“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有效控制外贸顺差。

　　通过系统清理和全面调整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限制加工贸易发展。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实施对出口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中性外贸政策；适当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限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加工贸易产品生产；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适当扩大进口规模，特别是国内市场有需求的技术类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对一些地方盲目招商引资进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外资项目的准入管理。

　　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完善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二是考虑到资源价格改革一方面会带来资源性产品生产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利润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可以将价格改革收益收上来，用于对低收入者的补偿，以及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三是适当提高资源税，提高资源产区收益和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加大资源开采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四是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将价格调整与引入市场竞争结合起来，将放松政府价格管制与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强化监管结合起来。五是健全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内外平衡。

　　调整汇率主要不应是人民币单纯升值，而是加大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当前，应该逐步稳定汇率水平，以制止汇率不断升值的预期，抑制“热钱”流入。□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姚晓娜、万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