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之下必能治污？

　　社论

　　在现代国家，公务员为政府打工，政府为公众打工。这中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民主政治的运作来保证。因此，要说公务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几乎是一个伪问题。但换一个情境，伪问题也可以真切起来。近日，山西省环保局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了一套奖励办法，要对在环保考核中改善明显的城市给予重奖，奖金的最高额度达200万元。

这套办法以个人奖励为主，奖励对象是各重点污染城市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环保部门领导及有关人员，奖励资金则来源于省财政专项列支。

　　山西是污染大省，去年全国3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山西一省就占去13个。这一背景，大抵可解释政府重赏治污的苦心和决心。当前的环保治污，无人不知是件得罪人的事。连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多次搬出宪法，呼吁公众积极行使权利，深度参与环保事务。地方政府的环保表现，实在很不景气。

　　不过，正因为这种官场现实，有人就说，别说奖励200万，奖励2000万，只要能把环境治理好，也不计较了。还有学者认为，重奖公务员是治理环境的非常规手段。山西环境污染严重，之前出台了很多政策，非常规手段也不妨一试。这些观点，都是迫于积重难返的环保困境，体恤江河日下的环境现实，也默认士气低落的政府状况，因而期待重赏之下，地方官员真能兴致高涨，扭转败局。这也称得上是无奈之下的务实态度。

　　但是，公务员的积极性，真的只是一个重奖问题？恐怕不然。在这些环保报道中，民众往往看到这样的政府形象：为了治污，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甚至一掷万金也不足惜，只求能遏制污染蔓延，保住碧水蓝天。地方政府成为了污染企业的天敌，热爱环保的自然之友。殊不知，以问题解决者面貌出现的地方政府，同时也是最大的问题制造者。至少在环保问题上，污染企业的引进上马，环保执法的软弱无力，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许可之下发生。这在由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中国更是如此。只从社会福利的维护者、建设者、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待地方政府在环保治理上的作为，我们将无法理解，潘岳所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公民要积极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难道政府不是更加天然有力的环境保护者么？

　　公众监督的急迫在这里再又出现。落实到环境治理，就不仅仅是政府调动官员积极性的内部激励问题，还是公众监督政府、有效推动环保的民主政治问题。这方面，恰恰是我们制度的软肋。换一个角度来看，民众既无法在发展之初，以公民意志来选择环保之路，也同样无法在污染造成之后，以公众的名义选择治理有方的政府和官员，甚至也没有办法让消极怠慢、不负责任的官员让出权位，抢救自然于污染日甚的今天。这正是一些地方以重赏调动官员治污的潜在逻辑。

　　不难想见，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务员其实只有干还是不干的选择，没有积极点干还是消极点干的选择。因为民主机制，同时也是强制退出机制，公众总是倾向于选择能解决问题的人来执掌权位。尤其在环保这样的问题上，普遍的公民意志更是不容违逆。就此而言，政府重赏官员以调动积极性，是又一个中国特色的做法。何况，如何清楚地考核政府绩效，如何完成对官员奖励的合法授权，都是些现代的国家治理问题。缺失了这些，重奖公务员如何能够不负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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