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记者 蒲哲 通讯员 梁一冰 实习生 安生靖
提要
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关系着社会和谐。但很多人面对家庭矛盾，他们的解决方式简化为了两个字：离婚。如此多的劳燕分飞的夫妻，真的都是不可挽救的吗？带着这个疑问，律师刘继明开始了婚姻救助工作。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重压下，该如何面对家庭矛盾？记者采写的这些离婚或不离婚的个案，相信对读者朋友也会有所启迪……
刘继明接受来访者咨询。
婚姻救助，市场究竟有多大？
如何面向市场，是刘继明的一个新课题。
一个律师的心愿：婚姻救助
创办
首家婚姻救助网站
今年3月份，孝感市司法局在孝感火车站进行普法宣传、民工维权活动。一个“婚姻救助站”的牌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这个救助站已经运行了将近一年时间。这个“婚姻救助站”创办人，是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专业部主任、湖北婚姻家庭网站站长刘继明律师。
刘继明行伍出身，自学成才。
在部队服役时，通过自学考试，他取得了法律专业文凭。1994年10月，他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995年退伍时，他放弃了“铁饭碗”，踏上了人称“自由”而又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充满挑战的律师之路。在从事律师职业的十多年里，刘继明积累了大量案例，同时也发现一个趋势：很多家庭在出现矛盾之后，大都选择了简单却极端的处理方法———离婚。这样，虽然很多家庭的矛盾解决了，但却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高离婚率、单亲家庭增多等等。
于是，刘继明开始研究自己经手的众多婚姻案，发现很多离婚的案例中，夫妻双方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往往更多的是外部因素促成的，比如婆媳关系、家属干预等等。正在此时，2004年8月，全国第一家个人开办的“婚姻救助站”问世，刘继明顿时觉得找到了知音。然而，这个“全国第一”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这让一直关心这一领域的刘继明有些灰心，但经过分析刘继明又看到了希望。他认为，“婚姻救助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从事婚姻救助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专业知识。同时，“成功”的标准定位不当，导致无法收到必要的报酬，以维持机构的生存和运转。该站工作人员以挽救婚姻、夫妻和好为唯一“成功”标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于是，刘继明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经过培训考试，他取得湖北省婚姻家庭指导师资格。2006年，刘继明开始将有关专业知识用到工作中。此时的刘继明发现，办理婚姻家庭案件、解决家庭问题，才是自己真正的特长所在。
刘继明深知，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2006年5月，在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下，刘继明在本所成立了一个“婚姻家庭专业部”，主办婚姻家庭案件，婚姻救助站也开始了试运行，调解费与律师咨询费相结合。同时，他还决定借助网络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创办了湖北首家婚姻救助网（）。
不堪被打妻子寻求离婚
解开心结让婚姻远离暴力
这个救助站一成立，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断有人上门找刘继明咨询。
“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的事情！”今年2月，一位中年妇女在同伴的陪同下，来到了刘继明的办公室。女子自称晓红，是云梦县人，丈夫阿明是当地某机关的公务员，晓红则没有工作，两人结婚已经多年了。
“最近，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在刘继明的询问下，晓红讲述了自己和丈夫阿明的婚姻。原来，一段时间以来，丈夫经常为了小事发火，还经常动手殴打她。晓红说，结婚多年，丈夫经常对她动手，但她一直都忍着，这次实在太严重了，所以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在你丈夫没有悔过之前，最好不要回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根据晓红讲述的情况，刘继明建议，如果阿明无法改掉自己的问题，晓红就应该坚决地和他离婚。
“只要他能改，我们还是能生活的，他也有他的苦衷！”但接下来的谈话中，晓红又有些犹豫，讲述了丈夫生活的另一面。经过深入了解，刘继明发现晓红和丈夫是恋爱结婚，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只是，由于阿明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长期吵架的环境中，性格上有些压抑，心理上也一直存有阴影。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阿明的个性，以及对婚姻生活的态度。于是，夫妻发生矛盾后，阿明动不动就把气撒在妻子身上，晓红稍有不满就会遭到拳脚相加。
经过分析，刘继明决定不简单地将两人推向法庭，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刘继明与夫妻俩进行了“背对背”的谈话。一方面，告诉晓红应该竭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两人的关系提出了建议；另一方面，说服阿明进行心理治疗，疏导自己的暴力倾向。
在和阿明长谈后，阿明接受了刘继明的建议，接受了专家的心理辅导。几次治疗后，阿明到孝感将晓红接回了老家。
几次回访之后，刘继明确认，经过救助，这对夫妻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轨道。
婆媳不和丈夫“偏心”生隙
小夫妻最终握手言欢
在办理的大量婚姻案件中，刘继明发现，很多闹离婚的夫妻，并不完全是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受到双方父母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2006年12月，一对年轻夫妻找到了刘继明，咨询离婚后孩子的抚养问题。夫妻俩刚刚结婚三年，孩子才两岁多一点。夫妻俩带来了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协议，离婚意愿十分坚决。
“我们两个没有感情了！”刘继明试探着询问两人决定的原因，女方王梅接过话头，就开始数落起男方来，“他哪里像个男人啊，都二十好几的人了，做个什么事情都还是听他母亲的！”
尽管妻子大声抱怨，但刘继明发现，男青年并没有发火，一直耐心地听着。等妻子说完，他才说，自己其实并不想离婚，只是妻子逼得紧，自己也没办法。刘继明觉得，从两人的讲述来看，还有和解的可能，只是夫妻俩都还没有发现问题的所在。
“就因为这个啊？你是不是对婆婆有意见？”于是，刘继明试探着和女方交流。
“婆婆啥都要管！”王梅又是一番抱怨。原来，她一直认为婆婆偏心，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小姑子的孩子，对孙子总是不管不顾的。老人经常打麻将，也不经常照看孙子。丈夫对婆婆的话是言听计从，时间一长王梅就觉得无法忍受了。原来，这次离婚就是因为王梅与婆婆为家里的经济问题产生了分歧，王梅想拿点本钱开个小店，但婆婆认为她不是做生意的料。
“如果撇开婆婆的因素，你们还能一起过吗？”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刘继明开始开导王梅，让她明白其实老人们对孩子都是一片真心，只是有些时候关心过度或者方式不对。
“你以为我想拖着孩子单独过啊！”不经意间，王梅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刘继明开始把重点由子女抚养，转移到说服两人和好上来。最后，在刘继明的建议下，夫妻俩与婆婆达成一致意见，暂时与婆婆分开住，并商定以后夫妻俩的重大决定由两人商量决定。
“闹”离婚的理性结局
放手也是一种幸福
据了解，婚姻出现危机时，得到婚姻家庭指导师的帮助，这在国外是一种拯救婚姻的普遍方法。在我国，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城市没有专业的婚姻家庭指导师指导，“闹”离婚，成了夫妻处理婚姻问题最常见的“办法”。
“一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婚姻家庭指导师，并不仅仅以‘劝合不劝离’为唯一目标，他们应该运用专业的沟通方法，找到裂痕婚姻的症结根源，为当事人提出婚姻和情感的指导意见，从而‘医治’病变的婚姻。”刘继明说，“让夫妻和好是一种救助形式，而同样的，对于不幸的婚姻，让双方平和分手，同样是一种救助。”
2006年6月的一天，一名年轻男子找上门来称，他与妻子已离婚，孩子判给女方，但女方不允许他去探视孩子，为此法院只好强制执行了多次，大家都很无奈。随后，刘继明找到了女方，女方认为婚前孩子父亲就没尽到责任，现在离婚了，不应干涉小孩的生活。刘继明反问孩子母亲：“你爱孩子吗？那你为什么剥夺孩子父亲给他的爱呢？”女方听完后恍然大悟：“是啊，我差点害了孩子呀。”
就这样，一场“持久战”在刘继明的劝解下烟消云散。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刘继明办理的“家务事”中，有握手言和的，也有平和分手的。而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当事人所接受。
（文中问题婚姻当事人系化名）
记者观察
婚姻救助的市场困局
记者 蒲哲
刘继明分析，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不少人的生活观念更加强调个人、忽视责任，这是造成当前婚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当前我国的离婚率正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前社会对待离婚的态度已越来越宽容，另一当面也反映出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正对家庭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
专家分析，当婚姻遇到障碍时，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来解决。家庭方面，需要每个人对待婚姻冷静、慎重，因为婚姻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有社会责任，一旦离婚，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孩子抚养等问题。也正是因为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力量也应该间接推动婚姻危机的解除，这包括政府和民间力量。
据了解，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婚姻出现了问题主要靠单位、街道调解。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单位和街道的调解显得力不从心了。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出现婚姻危机，就很容易发展为离婚。可以说，婚姻救助的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2004年，首家婚姻咨询机构———长春市“百合婚姻救助站”出现，引起了整个社会关注。
但作为新生事物，人们接受“婚姻救助站”需要一个过程，而其本身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在外国，婚姻救助的工作大多是社区工作者去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涉及私生活，因此能否拿到公共场合来解决这一问题还持观望态度。而摆在类似“百合婚姻救助站”等民间机构面前的，首先仍然是如何在市场环境下生存下去。于是，在各种讨论中前进了7个月后，2005年，“百合婚姻救助站”最终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走向了关闭。
对此，刘继明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婚姻救助站”不仅要解决一个“合”的问题，还应该帮助感情确实破裂的家庭“友好”分手——也就是为他们提供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法律服务，这样“救助”的市场才更为广阔。
同时，专家认为，从事这类救助工作的应该是对心理学、婚姻和法律有较深研究的一些专家，面对求助者，这些人能够从理论、实践以及法律层面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能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也是刘继明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从去年12月份开始，刘继明就利用每个周末，到武汉大学参加婚姻和心理学的相关培训。
不可否认，在现阶段婚姻救助站本身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尽管它实行的是低偿服务，但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工会、社区和妇联等单位承担的职责，要全面走向市场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这样的低偿公益性机构，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持，在当前社会，仅仅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婚姻救助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继明也一直在寻求当地妇联、司法局等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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