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旭去世引出道德争议 报道事实还是忠于谣言

　　过程：报道事实还是忠于谣言？

　　记者：3月1日，妙真法师曾发出个人声明，表达“云游四海，潜心修佛”的愿望。不少媒体就强调陈晓旭走的是从“黛玉”到“妙玉”的宿命，她深陷“林妹妹”的个人命运无法自拔。

　　王天定：我觉得这完全建立在一种臆测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很多媒体离专业道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离本应坚守的基本道德底线。媒体报道的是事实，而不是臆测。

　　记者：媒体总是试图找出陈晓旭出家的原因，为公众寻找一个“合理解释”，比如“夫妻感情不和”说、“身患绝症说”、“为公司造势说”……

　　王天定：媒体的底线是什么？真实。受众关心陈晓旭为什么要出家，也需要媒体找寻答案，但这期间有很多媒体把臆测、传闻当成事实来报道，不是在报道事实。如果对陈晓旭有面对面的采访，让她讲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就是严肃的。

　　记者：当初李娜出家，媒体也有过很多类似猜测，为何有如此惊人相似的轮回？

　　王天定：传统的新闻价值强调反常、新奇。一个明星、一个红颜佳人突然出家，本身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件；另外，媒体总是遵循商业逻辑。

　　张柠：是陈晓旭、李娜、杨丽娟，还是超级女声，跟事件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新闻符号生产逻辑，媒体报道永远在低水平地重复，不断搞笑。

　　记者：大嘴宋祖德也没有消停，他说陈晓旭诈死是希望公众淡化她“偷税漏税”的“罪行”。媒体明知宋祖德所言大多不属实，为何还屡屡邀其做客？今天媒体的底线在哪里？

　　王天定：媒体的底线是坚守事实。把宋祖德的东西拿出来炒作，媒体已有点自轻自贱了。宋祖德就是想利用媒体进行自我炒作，这个过程中宋祖德达到了目的，媒体哗众取宠，赚取了商业利润，最后真正的受害者是整个社会风气和受众利益。

　　张柠：邀请那些胡说八道的人去做节目，貌似勇敢地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哗众取宠，甚至用丑陋和恶心来招徕观众，借此搞事，制造新奇符号，是在法律的底线上制造垃圾，放弃职业操守。

　　追逐：不过八卦而已

　　记者：我们在陈晓旭事件中也看到了不少八卦新闻。比如陈晓旭如何出道、几次婚姻、有无生养等个人隐私一一公布；被媒体不断逼问与陈晓旭的恋情，王小帅甚至当众发怒。公众需要娱乐报道，但娱乐报道有没有规则呢？

　　王天定：我倾向于新闻和娱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们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损害了我们的新闻专业精神，让老百姓对我们的媒体产生了一种空前质疑，影响了媒体公信力。如果一个媒体的娱乐报道真假难辨，时间长了，老百姓就怀疑，你的时政报道、经济报道是不是也这样？媒体上大量的娱乐报道，某种程度上还使很多人变得麻木，削减了人应该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陈晓旭事件，我们首先要报道她的死亡及原因，表达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惋惜。如果像“鞭尸”一样挖出她生前的各种隐私，是很成问题的。

　　记者是寻求、挖掘事实；但对现在的很多娱乐记者而言，真实不在他们考量范围之内，他们第一关注点是明星的隐私，是能不能造成轰动。

　　张柠：当代社会舆论表达的言谈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文学语言（夸张、激情、修辞）；一种是现代公民语言（简捷、清晰、明确）。公民语言应该是既有表达的自由，没有话语禁锢（包括游戏的乃至俗气的），又有公民自身的责任和尊严。只有前面那种，就是一种市井无赖语言，只是后面那种，就容易堕落为权力话语。

　　导致当代大众媒体语言的“偏至”，乃至“偏执”，当然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公民社会言谈方式的偏颇和不健全，使得我们的媒体更偏向表达的嬉戏，实际上是“嬉皮笑脸”，是一种自由的摇头丸，最终只能变成一种话语符号的泛滥。

　　所有媒体都在一哄而上制造一种娱乐话题时，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用泛滥成灾的单一娱乐话语，来取代以前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从原来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向了今天单一的娱乐话语，使得我们错过了其他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多元的、理性的、不同的声音对话。如果我们的空间更大一些，允许大家在一个理性层面上展开充分的讨论，可能会压倒那些八卦。现在的八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儿童”状态，你开玩笑、说胡话是允许的，说过头了就批评一下。而有理性分析能力的成人状态反而行不通。娱乐至死的、制造骇人听闻符号体系的文化传播方式大行其道。受众从中得不到更有意义的东西，不过是八卦而已。

　　反思：自律与自由的博弈

　　记者：从王菲生子、杨丽娟事件到陈晓旭出家，对于相对放开的娱乐报道，媒体自身是否应该有一些反思，加强一些自律？

　　王天定：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必然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要受到媒体关注、牺牲很多私生活。

　　我认为，受众最想从媒体上得到的是与个人、生活、决策有关的信息和有助于了解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媒体的关注，一是要有新闻价值，二是要与社会公众利益有关。如果既无新闻价值又与社会公众利益无关，同样不应该拿到媒体上去炒作。

　　国外的严肃媒体与大众媒体的界限较清楚，《纽约时报》就不需要去做娱乐八卦，有一批专门的小报去做。但我们的界限不明确。比如，我们以前评价某一张都市报的出现提升了都市报的水准，是都市报走向严肃化、精英化的标志，但从去年窦唯事件看，我们就搞不清它到底算一个精英报纸还是娱乐小报？

　　某一张主流大报报道的杨丽娟事件，也显示不出它所标榜的专业精神，我觉得它和小报没什么区别。对阿甘镇的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成了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阿甘镇这么多人，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丽娟？尤其是大段报道杨丽娟母亲的婚变、私生活，这完全是个人隐私。杨丽娟主动走到前台，她已变成某种公众人物，但媒体报道总有一个度的问题。

　　杨丽娟事件中，我觉得最恶劣之处是，一批媒体纯粹把杨丽娟一家人当作拉升他们收视率、发行量的一种道具。一个记者给了杨丽娟一家钱，声称帮她，这是不是把杨丽娟一家人当道具？但人不是道具！

　　我觉得，加强行业自律确实很有必要，现在媒体在娱乐、体育领域里的自由空间很大，但恰恰我们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一种相应的责任诉求；面对这种自由，我们有时无所适从，将自由变成一种狂欢，变成没有任何自律。

　　张柠：它已经被当成一个孩子，不是被启蒙后有责任心、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成人。全社会都是装嫩的、装孙子的文化，所有的媒介变得儿化、好像“童言无忌”似的。大家都愿意装扮成一个无须担当的“儿童”，反正有“父亲”在那里管着。我们就这样沉迷在一种“人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健全的市民社会语言的成熟状态是通过市场来培育的。当然，媒体有打打闹闹的自由挺好的，但有时还是要想想稍微严肃的事情，真正的严肃是维护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现在是只有单一的声音，有的是板着面孔出现，有的是嬉皮笑脸出现，从单一的权力话语转向单一的娱乐话语，表现形态不一样，却展示出一种文化的两个不同侧面，这两个极端实际上是同一个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