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秘书泛滥 让领导学会脱离“拐杖化生存”

　　“现在，领导配专职秘书，已经泛滥了。现在很多县里边，连一个局长都要配专职秘书。”近期，媒体的关注又把“领导秘书”群体推向了舆论浪尖。

　　“秘书”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

”有些领域的秘书亦称文书，比如企业公司的文秘人员，类似于写写划划、收收发发的书记员，为领导起草文稿。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秘书则主要不是写稿子。作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物，秘书从事领导干部的日常行政工作的服务、协助以及部分沟通协调工作，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包管领导干部的一切生活事务。

　　秘书：从书记员到拐杖与家丁

　　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干部配备秘书本无可非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秘书最早出现在党成立初期，当时党中央秘书由中央一名主要领导人兼任。1926年前后，有些机关的领导人被捕或暂时离职，由秘书代行最高领导职权；还有些机关的领导人由于出身工农，不识字，他们拟制决策性文件时主要依赖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农民出身的军人承担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军人出身的领导干部一时很难适应和平时期日常政务工作，需要配备有文化的秘书协助处理公文等日常事务。可以说，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依赖秘书处理公文，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困惑的是，按照“四化”要求选拔出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文化程度较高，却仍然过分依赖秘书，出现了干部离开秘书什么也干不了的“拐杖化生存”状态。

　　干部配备秘书过多过滥的势头有增无减，甚至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把是否有秘书作为身份的象征。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分工多的、任务重的领导，因为工作，选配了秘书；而分工不多、任务不重的领导，因为面子，也选配了秘书，以致于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秘书，甚至副县长也配起了秘书，而且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秘书左手给副县长递上茶杯，右手“啪”的一声打着打火机，给副县长点烟。有媒体披露说，东北某省某市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多达20人，以致于开会需“板凳加长”，而其“旗下”的秘书更是多多。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全国的县长们发出了这样的提问，“现在哪个县长没有配备专职秘书？”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职秘书。而且，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也不能配专职秘书。事实上，党政官员配专车配秘书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一种官场待遇。否则，四川、安徽等省也不会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取消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但效果并不理想。秘书过多的现象原因很复杂，有些上边的领导，总以为下级的领导“很辛苦”，甚至把配备专职秘书当作是一种“待遇”，知道违规而不纠，发现超标而不管。甚至有些上级领导自身也超标，又怎么去管别人？另外，秘书的多少问题，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英国学者提出的帕金森定律告诉人们，任何一个部门的领导会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分管范围，扩大自己分管的职能，强调自己分管工作的重要，自然，部门设置就会越来越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机构也就越来越庞大。这种体制导致了部门多，部门内部的职能机构多，职能部门的人员多，自然领导的职数也跟着增多，从而造成秘书多。

　　违规配备专职秘书的不良后果

　　违规配备专职秘书造成的后果，一是秘书过多增加财政支出，挤占本来就已紧张的行政人员编制，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说得严重些，就是少数权势者对公共资源的挤占挪用，是一种超出职务范围的职务消费，是另一种形式的违规职务消费，甚至有人说它完全可等同于另一种改天换地的职务腐败。二是秘书过多造成领导过分依赖秘书，使领导干部进入“拐杖化生存”状态，这是比违规职务消费更为严重的现象。

　　领导干部的“拐杖化生存”表现多多。过去领导干部讲话，稿子都是由自己准备，秘书只是帮助整理和提供一些资料的数据。现在的领导干部则既配有文字秘书，又配有生活秘书，上至讲稿起草、工作统筹等工作基本功，下至饮食起居、来客接待等个人生活细节，都需要秘书来帮忙打理。“生活化”的秘书成了照顾领导生活的“保姆”、帮助领导办私事的“贴心小棉袄”。有人形容秘书工作就是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等等。离开了秘书，领导就难以独立完成工作、无法更好生活，本应“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却养尊处优起来。吃、穿、住、行有秘书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有秘书“捉刀”，领导既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

　　过分依赖秘书、写作班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论什么级别、不论哪种场合，除了照本宣科，一些领导简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如果需要张嘴，便得有人为他准备稿子。久而久之，这些干部连讲话的基本观点与内容也提不出来，自身动手能力退化了、亲民意识弱化了。长此以往，会使领导不了解下情，养成不深入群众，有事找秘书的惰性。有的领导对秘书写的文章改都不改，直接把它拿到会议上照本宣科，少数领导进修考文凭，毕业论文是秘书代写，就连每次考试也由秘书代劳，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连在党校学习也让秘书写发言稿和小结。念秘书东拼西凑写出的讲话稿、走下属提前踩点安排的调查线路、会见经身边工作人员层层盘问审查而放进来的来访者—不少官员已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很难接触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和民情民意。这种“拐杖化生存”，养出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官场政客，而非雨中送伞雪中送炭的人民公仆。

　　领导如何从拐杖生存到亲力亲为

　　有人说，秘书过多导致官员的拐杖化生存；还有的人说，官员的拐杖化生存造成了秘书泛滥，这个问题如同讨论是先有了鸡，还是先有了蛋一样。但不管怎样，不少领导的“拐杖化生存”状况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必须引起重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建议，应该控制党政机关的专职秘书数量，大幅减少和控制各类办公室人员，提倡领导干部躬身行之、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得到网络上的积极响应。

　　笔者认为，解决官员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减少专职秘书的数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拐杖化生存”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秘书”太多，控制领导秘书数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解决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离开了“秘书”，什么也干不了，干不好。邓小平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只配一个秘书，自己亲自起草文件和报告，从不让人给他写讲话稿，他体会到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点脑子，对自己有好处。只有丢掉秘书这根“拐杖”，折断“拐杖官员”头脑中残存的特权享乐主义拐杖，干部亲力亲为，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干部的“拐杖化生存”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体制入手，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入手，简化政府职能，精简政府人员，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关庞大、领导太多的问题。领导少了，给领导配备秘书的数量自然会降下来。中央从去年开始提倡新一轮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一正两副”格局逐渐形成，精简高效的领导班子为减少专职秘书数量开了个好头。另外，有人建议，取消领导的行政秘书，将行政工作交由党委政府办公室集体负责，由办公部门负责人牵头负责，同时可为领导干部设置一位或者多位参谋秘书，供政策咨询用。这些顾问性的秘书可以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中选择，也可以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中选，这些参谋秘书不参与领导干部的日常应酬，不介入领导干部的隐私生活。这不失为一种好建议，既可避免很多是非，也会促进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对解决领导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大有裨益。（肖立辉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分别就控制党政机关专职秘书数量问题提出了建议，网络上响应的言论立刻就多起来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观点:一是认为领导依靠秘书辅助开展工作的，容易进入“拐杖化生存”的状态，不利于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二是认为秘书“狐假虎威”损害领导形象，权力过大导致腐败，升官太快使人趋之若鹜，并举出好几个知名案例以为佐证；三是坚定地“捍卫”副部级以上领导才能配备秘书的规定。

　　近年来秘书出事的实在太多，因为秘书出事而连带领导出事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很多人只要听到“秘书”这个词，就会自然产生一种反感心理，就容易觉得，领导的秘书太多了。

　　笔者也曾经是秘书，对领导秘书是否太多的问题，早就有过一些思考。我曾经想过，各级领导都在选配秘书，而且不管分管工作的范围如何、任务轻重，都把是否有秘书，有几个秘书，作为身份的象征，这合理吗？有必要吗？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