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简帛的史学价值（史学）

　　20世纪以来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大体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新材料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如20世纪初设立、后来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学术机构——清华学校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对新材料的运用极为重视。

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不仅积极呼吁高度重视新材料，而且在理论方法与实际运用上更是率先垂范。就简帛而论，20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把简帛材料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尽管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的身上还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但他们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却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的创新研究，显然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改变了旧式史学即封建史学的研究范式，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20世纪，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到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历史学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取得杰出成就，是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最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中国史学有过很多反思和总结，也有过诸多争论，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话题，如史学危机、回到乾嘉、各种所谓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兴起与衰落等等。虽然由于背景各异，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如何寻找学科新的生长点，即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开辟新的领域、深化老的问题、提炼新的理论，从而构成学科新的生长点。简帛就具备了这个特点。自20世纪初简帛发现到近30年来的新发现，简帛材料形成了这样一系列特点：

　　时间序列完整。从时间上来看，旧简与新简构成了从战国至魏晋的完整序列，延续时间近千年。研究战国、秦、汉、三国、晋史，简帛成为基本材料之一。这是从粗线条上说的。具体而言，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主要形成于战国时期，其后又经历了秦的焚书，故大量战国古佚书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的流传十分有益。秦代的文献史料屈指可数，数十万字的出土材料对秦史研究意义重大。汉初有张家山、马王堆、虎溪山、凤凰山简帛，构成了我们研究秦汉之际及汉初历史的序列。阜阳汉简、上孙家寨汉简、居延汉简、天长汉简、尹湾汉简、额济纳汉简、武威汉简、悬泉汉简、甘谷汉简、东牌楼简，构成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几乎完整的时间序列。长沙走马楼吴简，构成了东汉到三国孙吴历史演变的时间序列。

　　内容丰富多彩。简帛的内容几乎涉及战国、秦、汉、魏晋历史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这些出土文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可比性，使我们在以文献为依托的基础上，从简帛的角度可以独立发掘和系统研究许多重大课题。值得强调的是，简帛资料的系统性尤为重要，没有这个特点，其价值将受到很大影响。

　　新发现如雨后春笋。与其他古代文献的发现特点不同，近30年来简帛材料的发现地域大为扩展，种类增多，时间频繁，以至旧的简帛还没消化，新的简帛又出土了。一批又一批新简帛被发现、整理与出版，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修正旧的认识，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这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