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苏州模式一度成为兄弟省市拷贝的对象。众所周知,“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草根经济,政府的“无为而治”,使得温州在“市场主导”下巧妙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温州模式”相比,“苏州模式”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政府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主导下相继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反面。
研究者发现,一些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就像顽疾一样挥之不去,“政府主导”下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裙带资本主义,使得这些拉美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一篇名为《贫困的苏州》的报告指出,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
此外,时至今日,苏州已经演化成了一个高度依赖外资的外生型经济。众所周知,拉美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在发展经济引进外资时,不断放弃本国经济和资源控制权。外资,作为一种逐利性资本,其本质是一种掠夺性投资。苏州经济增长70%来自于外商的贡献,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民族工业日趋衰弱,为了留住外资,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不惜“媚商”,在外资的控制下,政府也不免堕入“打工仔”的窠臼。
在“苏州模式”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应摆正位置,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场干预,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苏州模式转型的关键一步,正在于此。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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