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签订率仅20% 农民工权益保护堪忧(图)

　　劳动合同决定命运

　　2005年12月8日，22岁的高某与哥哥来到北京一煤矿打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礼拜后，即12月15日晚，高某驾三轮车拉矿渣时，三轮车前胎突然爆裂撞在通道的墙壁上，高某面部严重受伤。

　　周某在支付了2700元医疗费后就消失了。这时，高某的家人找到上一级包工头张二水(周某的采矿权是从张二水那里承包来的)，对方要求给其打欠条后，才陆续借给高某5万元做了三次手术。此后张二水再没有给过任何治疗费。

　　于是高某便借钱委托律师申请工伤认定。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只能先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但缺乏证据劳动仲裁败诉；高某又起诉至法院，同样由于缺乏证据也败诉了。

　　之后高某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援助律师虽然想方设法希望能为高某要回赔偿金，但因证据实在太难找，目前仍处困境。

　　劳动合同成为这起诉讼的关键。由于面部受伤严重，高某的容貌遭到了严重损坏，心灰意冷的他绝望地说，如果维权不成只好自杀了。

　　据介绍，工作站每天都会接到不少农民工打来的投诉或咨询电话。

　　“这一年多下来，我们一共接到7千多个求助或咨询电话。”王芳对记者说。

　　据工作站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9月8日该站成立至2007年3月15日，共办理的152个工伤案件中，仅有1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占总数的9.2%，且其中3人的合同还保存在用人单位处，劳动者本人并没有。从工伤保险的参保率来看，只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

　　这些数据不难看出，超过90%的农民工都处于应签订劳动合同、应参加工伤保险而没有的非法用工状态。

　　这就意味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会给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由于涉及到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因此农民工工资是最直接也是最被人关注的问题。

　　但事实上，工伤以及各种职业病对农民工来说才是最致命的打击。除了得不到应得的工伤赔偿，有的农民工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而且“现在用工都是短期化，而有的职业病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也许发病时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了。”郭军说。

　　“如果签了劳动合同，就有了保障。这对工伤维权帮助很大。”王芳表示。

　　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心安也认为，“如果有合同，法院先予执行制度就可以很好地执行”。

　　尽管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完全保障和解决农民工所遇到的种种维权问题，但劳动合同会为他们进行维权提供重要的证据，同时更会为他们在维权过程中迈出第一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维权努力中获得更多的收获。

　　“如果农民工自己建立工会，利用工会制度为其维护权益，这将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一定作用。”王心安说。

　　农民工维权成本太高

　　“农民工维权最终能否胜诉，首先取决于能否找到有效途径；其次能否有证据也就是劳动合同；另外就是管理部门、法院能否有效解决。”王心安说。

　　因此，当舆论都指向“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够”时，可以想见，仅仅靠农民工自己的维权意识，其实并不现实。

　　“我们当初还想过在农民工中间培养一些赤脚律师，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权，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并不现实，尤其涉及到打官司这个环节，这的确需要更专业的律师来做。”王芳说。

　　找不到律师、劳动关系确认难、诉讼时间长，使得农民工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变得复杂起来。这对于工伤农民工的及时治疗和生活保障造成了极大困扰。

　　耗时耗钱的程序让农民工“拖不起也等不起”。

　　首先，在工伤维权过程中，要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

　　“认定工伤必须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即劳动合同。因此‘劳动关系确认’这点是最复杂的。如果这一程序节省下来，那么农民工的治疗费、生活费都会得到保障。因为时间越短，拿到赔偿金就越有保障。”王芳说。

　　但由于许多农民工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工资条、上岗证这些又不能有效地作为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这就造成诉讼时间长，“拖个两三年都是正常的”。

　　费用也是一大问题。如果不算律师费，农民工进行工伤维权的费用至少都得八千到1万元左右。

　　因此王芳也提出，随着劳动关系的多样化发展，其他证据比如工作服、工资条等等，都应该作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在采访中，王芳为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颜某在2005年9月9日发生工伤事故，经过一年半的调解(未果)、仲裁、诉讼等程序后，现在用人单位已提出破产申请，而颜某的诉讼程序还未了结，即使将来得到胜诉判决也毫无意义。

　　因此，一些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私了和解的原因，就在于工伤维权的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

　　但王芳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调解虽能节省时间和成本，但其结果绝大部分对农民工是不利的。在调解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地位往往不平等，用人单位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

　　在工作站调解结案的工伤案件中，大部分农民工得到的赔偿都要低于法定数额。

　　“例如在邵某工伤案件中，如果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家属能够得到近20万元的赔偿，但邵某的家属考虑到在北京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太高无法负担，就自行与单位和解，只拿到了10000元赔偿金。”王芳说。

　　漫长复杂的维权程序虽然妨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给违法单位创造了转移资产的时间。这使得诉讼失去意义或面临风险。

　　救助途径、法律途径不畅，结果未卜，使得农民工不得不被迫选择放弃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