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监督力度不够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前我们国家不把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当正规劳动关系看,现在已经纳入正式的劳动关系管理体系中。
郭军表示,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是个历史问题,劳动关系三方都有原因:
首先企业考虑到利益问题、管理的便利性,为了规避法定责任、节约成本,都不签劳动合同。
其次是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够;就业压力大,不敢于主张签订合同;还有的人存在误解,觉得不签更自在。
三是国家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要求所有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并有2年的宽限期。1996年开始实行全国劳动合同制。
政策的过渡期使得劳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造成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王芳也表示造成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主要是用人单位不愿签,这样就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签劳动合同,农民工在举报时就没有证据不能胜诉。而且用工单位随时都可以让他们走人,什么补偿都没有。”
“有的用工单位为了应付检查,跟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或劳务协议。事实上劳务合同是不受劳动行政合同法受理的,它属于民法,而且没有相应的保障。比如各种福利等等。”王心安说。
“相对来说,一些大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还是有保障。”王芳说。
此外,“劳动监管部门处罚力度跟不上”是造成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主要原因。而这主要是“政府行政执法力度差。”
对于监管部门执法不力,郭军表示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执法力量少、人员不够。
“但最主要的还是认识问题。有的执法部门认识不到劳动关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都把投资和财政税收放在第一位,外来员工都在其次。”郭军说。
“全总这几年对农民工的帮助是从头到尾,无论从制度、法律、教育、协调等方面,但这些工作都是被动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郭军说,“关键还是监管部门执法效率和力度不够”。
执行不到位、没有硬性规定、劳动监管部门没有尽到职责。这些导致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症结所在。
“如果政府监管力度加大、处罚力度加大,会提高签订率。”王芳说。
解决之道
近几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农民工利益,“效果还可以,尤其是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工伤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王芳说。
个人得不到救助、家庭陷于贫困,这些因素将为社会安全埋下极大隐患,甚至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据王芳介绍,在工作站办理的案件中,有的因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工伤赔偿金、农民工自己又无钱治疗或没有生活费,就想到了跳楼、吃药等方式自杀;还有的农民工要找人报复包工头或单位负责人。
因此王芳呼吁,当务之急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依法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简化农民工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序,使农民工得到及时救治,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外,王芳还建议: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由社保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单位追缴;
确认建筑企业“谁承包谁负责”的工伤保险缴费原则,建设单位在工程发包时将农民工工伤保险费一次性拨付给总承包单位,由总承包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参加工伤保险,并一次性向社保经办机构缴纳,以此来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面;
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权,简化工伤认定程序,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
由社保部门为农民工办理“工伤待遇卡”,直接将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给工伤职工,不再转经用人单位。
“虽然劳动法开始形成体系、构架,而且现有的法规足够了、都适用,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执法问题。”郭军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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