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能否就此嬗变还有待验证。（资料图片）
贪官、毒奶粉、欣氟事件、逼官招商……成了本不应该属于阜阳的“专有名词”。几年来，发生在阜阳的一连串负面事件，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一些媒体的所谓“新闻富矿区”，更使阜阳市“重创”连连、“灰头灰脸”，成为阜阳人挥之不去的“阴霾”。
2007年5月9日，安徽省阜阳市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次却是个“例外”。
4月30日，“五一”长假即将开始之际，阜阳市以一纸“封车令”，全面“封杀”了全市公务用车的“假日出行”。
历经7天多方“检验”，收效颇佳，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令许多人士“深感意外”。
此举一经“曝光”，立刻受到了《安徽日报》、和一些网站等省内外众多媒体和网络的“追捧”，这对于一向以负面报道“著称”的阜阳市来说，实属“来之不易”。
阜阳之殇 “灭顶之灾”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便不断地“东窗事发”，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有媒体报道称：“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2个省部级、包括8个市委常委在内的10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创造了阜阳不光彩的“历史之最”。
那时的阜阳市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跑官的、要官的、买官的、卖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当时阜阳市的主要官员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使形式主义“盛极一时”。经常是“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被民间称之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后来，有一个形容阜阳官场的“专有”名词，即政治生态灾难。而这次阜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灾难”，给阜阳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阜阳“失语”
正是因为内部某些官员的腐败泛滥，使外界对阜阳有一种“偏见”，认为阜阳官场完全是一个“烂窝”、“黑窝”，不可救药。所以，当人们见到阜阳的官员时，免不了“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甚至“为之侧目”，“避之不及”。这令阜阳的官员“难堪”，甚至“伤及自尊”。
作为现任市委书记的胡连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自己的一次尴尬体会。“刚调到阜阳工作时，我参加省里组织的招商活动，每次推介阜阳市时，出席活动的客商们都说知道‘那地方’，但是语气当中充满着嘲讽意味。”他一脸无奈地说。
据阜阳的企业界人士介绍，当时“阜阳的知名企业也都比较低调，在省外媒体做广告似乎都不敢说自己是阜阳的，生怕沾染了阜阳的晦气。”
而这种“形象沦陷”的感受甚至殃及无辜的百姓。在北京的街头，记者找到了一位来自阜阳的农民工，与其攀谈。当记者问及其家乡的时候，他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各类媒体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来自四面八方的“口水”生生“淹没”了这个千万人的城市，令阜阳市一时“失语”。自知“理亏”的阜阳市彻底“缴械”，连申辩的权利都给放弃了，生怕“稍有不慎”招来更多的“唾骂”。
负责收拾“烂摊子”的现任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深感“灾后重建”之艰难，颇为感慨地表示：“这些腐败官员影响了一代人，带坏了一方风气，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其带来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性、滞后性和延续性。”
塌陷“锅底”
阜阳是一个有93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1459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6亩。在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大省或者农业大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发展落后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阜阳的经济实力、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开始从“温饱”向“小康”过度。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次次的发展机遇与阜阳“失之交臂”，阜阳成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形象的“塌陷”区。
由于腐败、浮夸、形式主义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地投资商不愿投资阜阳，没有外来资本进入，“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经济基础在“不正之风”的侵蚀下变得愈发羸弱，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陷入了连续四年下滑的困境。
到2000年，阜阳GDP出现了－7.9%的增长，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而同期的安徽也处于发展的“低谷”。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安徽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8%，差1497元；2000年，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2%，差距扩大到2211元；到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2367元。即使在“塌陷”中部地区，也处于落后之列。
阜阳与全国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在“九五”期间，阜阳市GDP平均增长仅为4.7％，是安徽全省最低的，被其它地市戏称为安徽的“锅底”。同样，在整个中部地区，阜阳市应属于“垫底”之列。
难怪当时阜阳及安徽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奋力疾呼：“阜阳不崛起，皖北难崛起；皖北不崛起，安徽难崛起。”
重振阜阳
“临危受命”
2001年，当整个阜阳市在“水深火热”中“残喘”之际，新一届阜阳市委、市政府“临危受命”。
面对百废待兴的时局，阜阳市的决策者们首先达成一致共识：“承认并正视落后，但不能被落后压垮斗志、泯灭信心，更不能以目前的落后，对阜阳的未来妄加断定。”
经过审势度势，最终，“重塑形象”被确定为“扭转时局”的突破口。
阜阳市的最高决策层“旗帜鲜明”地提出树立六种新形象：“诚实守信的新形象，善谋实干的新形象，文明规范的新形象，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拼搏奋进的新形象，清正廉洁的新形象。”
为了防止形式主义的“惯性作用”，使“重塑形象”的努力“重蹈覆辙”，阜阳市“脚踏实地”地慎重前行，按照当时省委、省政府“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的要求，重新建章立制。
经过充分准备，他们把重塑形象的“矛头”直指市委、市政府的所属重点部门、窗口行业和为民服务的机关单位，强力推出了“阳光工程”、“首问责任制”、“办事程序公开制”、“限期办理制”和“责任追究制”，市直单位的173个服务项目入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
与此同时，政府审批项目不再“高高在上”，变得“既可望，也可及”。“只服务、不添乱；只设路标，不设路障；不讲不行的理由，只找可行的办法……”成了阜阳市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新的“最高指示”。
前后共出台、制定了近100项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几乎涵盖当时所有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逐一“对症下药”，展开教育、警示、监督、惩处等一系列“组合动作”之后，阜阳的正面形象开始逐步恢复。
整肃“乱象”
“蚌埠偷，淮南抢，阜阳没有共产党。”这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在安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蚌埠、淮南的社会治安不好，有偷东西和抢东西的，而阜阳市则党风政风被严重“扭曲”，以至违法乱纪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事实上，在查处“王怀忠案件”之后，中纪委专案组在准备撤离阜阳时，对阜阳存在的问题能否继续予以查处，表现出极度的“忧心忡忡”。
对此，当时阜阳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坚定地表示，“对存在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只有挖出‘烂疮’，才能保证机体的健康”。
时至今日，虽时过境迁，而阜阳市领导班子并没有“食言”，打击腐败丝毫没有手软。一系列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的查处，令人触目惊心：
2002年9月至2003年4月，查处阜阳市委原秘书长张华琪和原市政协秘书长徐波一案，共涉及颍上县干部人数多达179人。
2005年5月，查处阜阳中院副院长王建民、朱亚一案，共涉及中院执行庭长王春友、经济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和平、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等近10人；
2005年8月3日，查处原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种永纪涉嫌受贿、贪污、私藏枪支弹药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涉及2任车管所长；
2006年8月底，曾经担任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女）、刘家义、张自民，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分别被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移送安徽省的安庆市、滁州市、六安市三地检察院审查起诉……
“5年来，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5686个案件，处理6396人，涉及副处级干部79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达1.6亿元。”阜阳市纪委副书记朱克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纪委监察工作为阜阳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做出了艰苦努力。”
朱克申介绍说，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阜阳市民众对党风政风的满意度达到72.2%，高于全国近9个百分点。贿选、乱批条子、形象工程、路边工程等非正常现象，已基本销声匿迹。
住满“地方大员”的市府大院，一向被看作是阜阳党风廉政建设的“风向标”。
过去每逢重大节日，这里请客送礼“蔚然成风”，院内院外经常是“车水马龙”；如今，经过几年整治，早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连春节提着小礼品给离退休人员拜年的亲属都“羞于见人”。
经济“大逆转”
随着政治上由乱到治，阜阳市上下要求发展、渴望崛起的愿望日益强烈，人心思定、人心思进、人心思发展的新局面俨然已经形成。
在1998年之后，阜阳市经济经历了连续4年下滑，而到了2002年阜阳经济发展成功实现“逆转”，止跌回升，首次出现增长，增幅为4.1％。增幅虽小，却是没有掺杂任何水分、实实在在4.1％的增长，标志着阜阳市经济发展终于“冲破黑暗”，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引起中部省份极大关注。当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为了在“中部崛起”中占据有利位置，安徽省省委、省政府在全面实施“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跨越发展”总体思路下，确立了东向发展、新型工业化、城市群带动、县域经济、全民创业、效能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一时间，“奋力崛起”的呼声响遍了安徽的淮河两岸、大江南北。
2004年底，阜阳市借“崛起”之东风，迅速跟进，陆续开展了“奋力崛起研讨会”、“奋力崛起大家谈”、“奋力崛起大讨论”三项活动，寻觅阜阳“奋力崛起”的未来方向，为进一步发展进行“把脉”和“预热”。
就在2004年，阜阳市生产总值增长首次达到了10.4%，主要经济指标也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7年来的首次“两位数增长”，使阜阳市上下看到了“奋力崛起”的希望所在。
2005年春节刚过，阜阳市委召开了更具针对性的“奋力崛起”专题研讨会。随后，各县、区和市直相关部门都相继跟进，分析存在的问题、发掘现有的优势、把握发展机遇、理清发展的思路，阜阳市“奋力崛起”开始“升温”。
诉求“崛起”
2006年5月，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云飞率阜阳代表团赴港参加徽商大会，并专门向香港客商全力推介“魅力”阜阳。孙云飞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阜阳将以悠久的历史，优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区位、丰富的资源以及充足低廉的劳动力等六大魅力笑迎天下客商”。
尽管这次“推介”活动，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太多关注，似乎媒体的“兴奋点”还停留在那个“千疮百孔”的阜阳市。事实上，孙云飞并没有“夸夸其谈”，阜阳市的确有其独特“魅力”。
建构“皖西北商贸中心”
在历史上，位于淮河中游北岸的阜阳，不仅是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之地，而且也是个“襟带长淮、东连三吴”的交通要冲。
今天的阜阳，依然呼南应北、承东启西，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目前阜阳有6条铁路汇集，京九铁路在阜阳设有最大的编组站，是全国六大铁路枢纽之一。另有阜六高速等三条高速公路交错。阜阳机场为国家4C级机场，是安徽三大民用机场之一。此外，安徽有五条水运主航道，其中有淮河和颍河等两条在阜阳。
在今年“两会”期间，安徽省交通厅厅长宋卫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采访时表示，根据安徽省“十一五”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到2010年，将初步形成由两种以上交通方式构成、连接全部省辖市、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两纵、五横、三连”综合交通通道网，阜阳市将是全省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中重要的支撑点，其重要的交通区位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而阜阳市交通局局长唐东升自豪地告诉记者：“阜阳市是安徽省内铁路、公路、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城市，是全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为充分发挥“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阜阳市开始制定《关于促进贸易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全力打造“皖西北商贸中心”。
一方面，加快推进物流基地和专业配送中心建设，重点扶持阜阳商厦、华联超市等大型骨干流通企业，力争大润发超市2007年年底前建成开业，争取沃尔玛等国内外知名零售企业入驻阜阳城区。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按照“扶持壮大一批，改造提升一批，调整发展一批”的思路，合理编制“十一五”商业网点规划，整合专业批发市场，重点扶持阜阳医药配送中心、阜阳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阜阳家居市场，改造提升皖西北商贸城，着力培育年成交额5亿元以上的专业批发市场。
“阜阳周边100公里范围内，有3500万人口，市场空间巨大，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很有潜力成长为大中型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对阜阳市未来的发展前景，常务副市长宋家伟充满信心。
“华东能源基地”呼之欲出
大型煤矿相继开工建设，成为两年来阜阳人最爱“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就在许多年前，当阜阳人看到相邻的淮南、淮北“祖上庇荫”，留下了丰富的煤炭资源，让他们羡慕不已，惆怅自己无法“分一杯羹”。
而今天，一切都在改变。
2006年12月2日，阜阳市颖东区口孜东矿副井开钻仪式隆重举行。此前的11月份，国投新集集团已在口孜东矿所在的杨楼镇举行了主井冻结开钻仪式。4年之后，这座设计年产量为500万吨/年的特大型矿井，将呈现在阜阳人面前。
除口孜煤矿外，年产800万吨的谢桥煤矿早已建成投产；投资28亿元、年产800万吨的刘庄煤矿2006年业已投产；年产300万吨的罗园煤矿已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阜阳市发改委主任王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阜阳已探明煤炭可开采储量超过80亿吨，境内五大煤矿两年内将形成3000－3500万吨的煤炭产能，占全省煤炭总产量的1/5以上，正成为华东“新兴的能源基地”。
阜阳过境河流的充足水源，为发展煤电、煤化产业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证。经过多年的勘探、普查、精查，目前已规划、上马了一批煤电项目，火力发电的“布局”也悄然在阜阳完成。
2×60万千瓦的阜阳电厂一期工程2006年已经建成投产，二期项目已列入省“861”行动计划；2×60万千瓦的刘庄煤矿坑口发电厂项目也已进入规划论证阶段；口孜坑口电厂（2×60万千瓦）已开展前期工作。
上述电厂建成投产后可新增发电能力480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量的1/5以上，阜阳煤炭工业发展的“龙头”已陡然昂起。
王斌主任掩饰不住因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流露出来的“喜悦之色”：“阜阳市煤电煤化工业“五矿四电一基地”项目总投资规模近600亿元，“十一五”计划投资约150亿元，预计到“十一五”末，一批项目将相继投产，新增工业增加值达到90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当之无愧地成为阜阳市的支柱产业。”
2007年2月5日，在合肥召开的全省工业经济工作会议上，安徽已经决定将阜阳划为以煤电一体化资源开发及煤基化工等为代表的沿淮重要工业区。
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昔日的“农业大市”，正在一步步地接近他们的“崛起之梦”。
农民工主导“新农村”
“中部之痛，首痛在三农，直接表现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即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实现“崛起”，决非一日之功。”对于中部崛起，有关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
事实上，阜阳之痛也是在三农。为解决“三农”问题，阜阳市除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外，将培养、引导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作为突破口，逐步将劳务经济发展成为阜阳市的支柱性产业，开辟了另一条农村产业化之路。
阜阳市劳动就业局慕朝晖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阜阳市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近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200多万人在外打工或经商。为了进一步培育、壮大劳务经济，扩大品牌影响力，突破低素质民工跨地区转移的“屏蔽”，阜阳市根据劳务市场的实际需求，对农民工开展“订单式”的定向培训。
通过“定单”培训，一大批掌握一技之长的“蓝领农民”，怀揣培训合格证书外出就业，以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良好的职业素养，高高“擎起”阜阳市的劳务品牌，顺利完成了农民工的“升级换代”。
目前,阜阳市培训的服装缝纫工、电焊工等已成为沿海发达地区用人单位争抢的“香饽饽”，不仅招工电话、订单不断，而且许多企业老板还坐镇阜阳招收员工。据调查，参加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在1000元以上，比未参加培训的增收300至500元，人均年劳务收入增加3000元以上。
与此同时，极力鼓励更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阜阳市坚持将“输出人员，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作为劳务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将“今日外出学本领，明日回乡当老板”的务工新理念宣传到每一个外出务工人员。
如今，阜阳市对待返乡的农民工，就像“礼遇”曾经学成回来的“海归派”一样，给予格外关照。从以前的放任自流，到今天的待若“上宾”。如今这些农民工不但使所在城市的“亲人”，也是家乡所需要的“香饽饽”。
截止目前，阜阳市返乡创业人员已达2976人，创办企业990家，总投资金额6.78亿元，年销售收入12.8亿元，上缴利税3320万元，吸纳就业人员70720人，其中下岗事业人员7151人。
阜阳市常务副市长宋家伟表示：“市委、市政府对于劳务输出人员返乡创业，在税费减免、项目审批、融资用地等方面都给予优惠待遇，对外出务工人员引进资金和项目的，按照招商引资的既定政策予以奖励，这些决不含糊，说到做到。”
据对全市8个县市区1420个农户最新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阜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48.2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3.10元，增长12.62%，其中劳务经济的贡献最大，占了将近一半以上，农民工的作用显而易见。
农民工给阜阳市“新农村建设”引入了新的“造血机能”，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人们对阜阳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与期待。
资料：
阜阳拥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包括春秋战国“三子”（老子、庄子、管子）、魏晋“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华佗、陈抟等在内的众多古代名人。宋代文坛的“顶尖高手”，如欧阳修、苏轼、杨万里、黄庭坚、晏殊、周邦彦等都曾在这里做官，留下了大量称颂阜阳的优美诗篇。
执唐宋八大家“牛耳”的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归根”于此，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并没有魂归江西故里。
当初，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的时候，尤喜欢颍州西湖，并写诗赞之曰：“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晚年后，他又自号“六一居士”，长期居留于此。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66岁的欧阳修卒于颍州西湖（现阜阳西湖）私第。数百年来，欧阳修的子孙依旧繁衍在皖北大地，人数已达数千。
历史上的颍州西湖曾与杭州西湖难分伯仲。宋代诗人杨万里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与罗浮”，汝颍即是指今天的阜阳。曾在阜阳为官的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感叹曰：“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明代《正生颍州志》载：“西湖身三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大清统一志》云：“颍州西湖名闻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古今称颂颍州西湖风景之美的诗篇多达259篇。
今年是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阜阳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庆祝活动。
新闻延伸：
突破发展“瓶颈”
——访阜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家伟
前不久，由世界著名品牌大会主办机构世界著名企业联盟、美中经贸投资总商会、世界品牌组织、全球华人名牌网联合推选的2006年度《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中，阜阳名列其中。在安徽入选的8个城市中，阜阳排在第3位，仅次于合肥和芜湖。在港、澳、台、大陆两岸四地共600多个城市的角逐中，阜阳市赢得一席之地，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
事实上，就阜阳市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也是“相当不错”的。据最新统计，全市2006年生产总值超过370亿元，比上年增长13%，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成为阜阳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形势最好的一年。
一切迹象在表明，阜阳市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前奏。
从2001年至今，作为阜阳市几年来发展变化的亲历者，作为阜阳市经济运行的重要决策者之一，阜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家伟或许最有切身体会。为此，《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对宋家伟进行了独家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几年“卧薪尝胆”式的埋头发展，您认为阜阳市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宋家伟：近六年来，阜阳市实现了三个巨大转变：一是在政治上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现在全市上下人心思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变、人心思发展；二是在经济上由持续下滑，到止跌回升，再到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转变；三是在作风上由浮夸风盛行到稳健扎实和实事求是的转变。
《中国经济周刊》：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未来几年阜阳市的总体发展目标是什么？
宋家伟：在“十一五”期间，阜阳必须实现两个“确保”，即确保主要经济指标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再拉大，力争缩小；确保国民生产总值五年实现翻一番。
《中国经济周刊》：不少人认为，阜阳市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应如何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宋家伟：县域经济薄弱是我市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将按照“一主三化”的要求，坚持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大力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力争基础好的县市进入全省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整个县域经济达到全省中等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阜阳市去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招商引资事件”，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今后应如何对待招商引资？
宋家伟：去年发生的“招商引资事件”，对我们招商引资工作是个不应有的巨大“挫伤”，各级干部的工作热情及积极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有助于我们改进工作。我们依然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招商引资中，强化科学发展观，千方百计扩大投资规模。
扩大投资、招商引资仍将是推动阜阳市经济增长最现实的选择和最根本的出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推动阜阳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第一抓手”。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阜阳市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什么？制约阜阳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瓶颈”又是什么？应如何破解？
宋家伟：发展不足、发展不快、发展不好是阜阳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是解决阜阳一切问题的根本。
工业化水平低是制约阜阳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瓶颈，是阜阳市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应把提高工业化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举全市之力组织工业突破。
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工业对GDP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这一点，我们差距仍然很大。
为此，我们将启动“百亿元产业、50亿元企业”工程，力争到“十一五”末，煤电工业、化学工业、冶炼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四大产业产值均超过100亿元，4户企业集团的产值超过50亿元，将煤电、煤化工业，加快煤电化一体化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做到“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中国经济周刊》：阜阳市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发展工业，实施战略突破？
宋家伟：经过企业改革、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一系列措施，已使阜阳市形成了医药、能源、纺织、机械、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六大支柱产业。今后，我们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尽快突破工业化水平低这一“瓶颈”。
首先，发挥优势抓工业。界首市突出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把铅冶炼和塑料制品业做强做大；太和县突出发展医药业和毛发加工业；全力打造界首、太和工业走廊，年内完成规划编制，与阜城三区和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形成颍河工业经济增长带。
其次，支持颍上县、颍东区发展煤电和煤化工。颍泉区围绕华润电厂建设突出发展水泥和建材加工业；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颍州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阜南县、临泉县突出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促进区域特色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第三，是加大投入促工业。通过引进大项目、重组现有企业、多方融资、吸纳民资等多种形式，千方百计增加工业投入。重点抓好华润雪花啤酒35万吨技改、昊源化工和临化合成氨原料线路装置改造、福润公司生猪黄牛屠宰等项目的实施，确保一批重点技改项目尽快竣工投产。
第四，坚持工业向园区聚集，项目向园区集中。提高开发强度和集约化水平，提高入园项目的工业比例、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力争园区工业产值占全市的30%以上，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
第五，以民营化为方向，坚持一企一策。排出企业改革时序表，争取在引进外资、盘活存量资产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确保2007年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50%以上，努力形成一批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汪孝宗)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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