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嬗变
贪官、毒奶粉、欣氟事件、逼官招商……成了本不应该属于阜阳的“专有名词”。
2007年5月9日,安徽省阜阳市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次却是个“例外”。
4月30日,“五一”长假即将开始之际,阜阳市以一纸“封车令”,全面“封杀”了全市公务用车的“假日出行”。历经7天多方“检验”,收效颇佳,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令许多人士“深感意外”。
此举一经“曝光”,立刻受到了《安徽日报》、和一些网站等省内外众多媒体和网络的“追捧”,这对于一向以负面报道“著称”的阜阳市来说,实属“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安徽阜阳报道
阜阳之殇 “灭顶之灾”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便不断地“东窗事发”,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有媒体报道称:“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2个省部级、包括8个市委常委在内的10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创造了阜阳不光彩的“历史之最”。
那时的阜阳市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跑官的、要官的、买官的、卖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当时阜阳市的主要官员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使形式主义“盛极一时”。经常是“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被民间称之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后来,有一个形容阜阳官场的“专有”名词,即政治生态灾难。而这次阜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灾难”,给阜阳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阜阳“失语”
正是因为内部某些官员的腐败泛滥,使外界对阜阳有一种“偏见”,认为阜阳官场完全是一个“烂窝”、“黑窝”,不可救药。所以,当人们见到阜阳的官员时,免不了“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甚至“为之侧目”,“避之不及”。这令阜阳的官员“难堪”,甚至“伤及自尊”。
作为现任市委书记的胡连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自己的一次尴尬体会。“刚调到阜阳工作时,我参加省里组织的招商活动,每次推介阜阳市时,出席活动的客商们都说知道‘那地方’,但是语气当中充满着嘲讽意味。” 他一脸无奈地说。
据阜阳的企业界人士介绍,当时“阜阳的知名企业也都比较低调,在省外媒体做广告似乎都不敢说自己是阜阳的,生怕沾染了阜阳的晦气。”
而这种“形象沦陷”的感受甚至殃及无辜的百姓。在北京的街头,记者找到了一位来自阜阳的农民工,与其攀谈。当记者问及其家乡的时候,他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各类媒体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来自四面八方的“口水”生生“淹没”了这个千万人的城市,令阜阳市一时“失语”。自知“理亏”的阜阳市彻底“缴械”,连申辩的权利都给放弃了,生怕“稍有不慎”招来更多的“唾骂”。
负责收拾“烂摊子”的现任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深感“灾后重建”之艰难,颇为感慨地表示:“这些腐败官员影响了一代人,带坏了一方风气,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其带来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性、滞后性和延续性。”
塌陷“锅底”
阜阳是一个有93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1459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6亩。在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大省或者农业大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发展落后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阜阳的经济实力、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开始从“温饱”向“小康”过度。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次次的发展机遇与阜阳“失之交臂”,阜阳成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形象的“塌陷”区。
由于腐败、浮夸、形式主义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地投资商不愿投资阜阳,没有外来资本进入,“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经济基础在“不正之风”的侵蚀下变得愈发羸弱,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陷入了连续四年下滑的困境。
到2000年,阜阳GDP出现了-7.9%的增长,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而同期的安徽也处于发展的“低谷”。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安徽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8%,差1497元;2000年,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2%,差距扩大到2211元;到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2367元。即使在“塌陷”中部地区,也处于落后之列。
阜阳与全国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在 “九五”期间,阜阳市GDP平均增长仅为4.7%,是安徽全省最低的,被其它地市戏称为安徽的“锅底”。同样,在整个中部地区,阜阳市应属于“垫底”之列。
难怪当时阜阳及安徽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奋力疾呼:“阜阳不崛起,皖北难崛起;皖北不崛起,安徽难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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