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严文井的道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记得1995年11月的一个周末，80岁的父亲向我这个接近天命之年的女儿郑重地道了一个歉。我离父亲家远，一个星期来看他一次。那天，我把给他带来的吃食塞进冰箱，像以往那样坐下来跟他聊天时，发现他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不禁愕然。父亲打过我吗？别说打，就连大声呵斥也很少有过。再仔细想想，隐约记得6岁那年，手心上曾挨过他一戒尺。那是因为我和哥哥为芝麻大点儿的事，吵得天翻地覆，搅得他无法写作，才出来教训我们一下。可那把戒尺的起落极有分寸，手心上的疼既不是剧疼，也不是微疼。即便是“文革”我造过他的反，给他贴大字报，称他为修正主义老爷，他也未雷霆大怒。父亲，你打过我吗？真的打过我吗？

　　他见我记不得了便说起事情的缘起：那时你才两岁，一天偏偏不肯好好吃饭，非嚷着“妈妈喂喂”。我不让你妈喂，你就大声地哭，想让我们屈服。我急了，就狠狠地打了你。打完你，我仍让你自己吃饭，你却说，爸爸，我吃不下了。说完你就睡着了。对此我心中一直不安。打你是为了教育你，却害得你没有吃晚饭。可你对这顿打毫无印象了，可见打孩子是粗暴的行为，并且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听了默默无语，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一直以为，打孩子对父母来说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儿子长这么大，我也打过他呀。更何况我妈妈说，小时候我是个极爱哭的孩子，且哭起来极有韧性，一哭就一个钟头，年轻的父亲自然会有冲动暴躁的时候，这顿打挨得并非十分冤枉，可为什么他会把这不起眼的事缠绕心头40多年呢？特别是事后他还对人说过：“虽然我80多岁了，每当想到这件事我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并在搁笔前的一篇文章《我欠的债》中再度提到这件事。

　　在他去世后，我读到诗人屠岸先生怀念父亲的文章《一次关于人性的谈话》之后，才解开他不仅向我道歉还反复提到这件事之谜。

　　1980年4月，父亲在与屠岸同志商讨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儿童文学刊物《朝花》的编辑方针时，特意强调了“应该对少年儿童讲人性和人道主义。”他认为，“讲人道主义就是要弘扬人性，人性的对立面是兽性和神性。”“如果否定人性，势必肯定兽性和神性。”他对屠岸同志说，他曾看到一群孩子，为了取乐把一窝小猫打死了，母猫不干也被打死！这是非人性。接着他说起自己打孩子的事，并严肃地说，这也是非人性。并说：“鲁迅爱老鼠，似乎有些特别。其实他是同情弱小。同情弱小有什么不好？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人性的重要部分。那一群为取乐而虐杀小猫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的这种性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他们就将会变成残酷的人，残忍的人，残暴的人。如果他们当上了支部书记或厂长之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们勇敢，也要教育孩子们富有同情心。要让孩子们懂得：恃强凌弱，欺侮幼小，是最可耻的。”

　　原来如此。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乃至“文革”的终极折磨，父亲悟出“恃强凌弱，欺侮幼小”是非人性的最可耻的行为。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己的真诚呼吁人性的回归。而他把这一缠绕了心头40多年的道歉向女儿郑重道出，又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