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撑起农业防灾的一把“保护伞”

　　撑起农业防灾的一把“保护伞”

　　——“现代农业与市场意识”系列报道之二

　　转变“遭灾就等政府救济”观念

　　从今春起，我省农业保险开始摆脱沉寂迹象，逐步走向复苏。

　　3月21日，安顺市的首个农村保险服务网点正式成立。当日，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安顺分公司在平坝县十字乡现场咨询场地，被前往询问的农民们挤个水泄不通，他们纷纷表达出积极的参保欲望，想给赖以生存的田地撑起一把减少旱涝损失的“保护伞”。

　　而黔南州奶牛养殖大县独山，两年前停办的奶牛保险，今年又重新开始办理业务。

　　同样的迹象也出现在黔东南州的丹寨县，这个以肉牛养殖闻名的农业大县，乡镇农技站的技术员们今春最忙的事情就是，挨家挨户为农民的“牛宝宝”上险。

　　记者从中国人保财险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获悉，今年，该分公司将在全省9个市、州、地的22个乡镇，成立乡镇农村保险营销服务部，全面铺开我省农业保险业务。

　　一系列积极的信号，引起业界的普遍关注——农民正在改变“遭灾就等政府救济”的观念，政府救助和市场保险的农业灾害分摊机制的苗头开始显现。

　　但是，积极信号的背后，隐忧依然普遍存在。4月上旬，记者在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地区采访发现，一些农村，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意识薄弱，一些地方的农民想投保但保费过高，积极性受挫；保险公司想在农村市场有所作为，但赢利甚少，导致险种压缩，市场萎缩。“大面积推广任重道远！”有业内人士说。

　　农业保险面临尴尬

　　“我省农业保险经历了起步、大发展和逐步衰落的明显轨迹。”人保财险贵州分公司理赔管理部副总经理钟蕉阳，在业内被称为“老保险”，见证了农业保险由繁盛转向缩水的全过程。

　　我省农业保险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险种也仅仅局限于耕牛，至1958年底，农业保险业务停止办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贵州农业保险于1983年得以恢复，并迎来发展的高峰期。

　　一份来自人保财险贵州分公司的资料显示，1991年，全省农险保费收入达到210万元，到1992年突破千万元大关，达1620万元，1993年达2564万元，为省内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前10年农险保费的总收入的1.1倍，实现保费收入的“三级跳”。1991年至1993年，贵州农业保险险种开办达到28个品种，3年中，为各种农业生产提供经济补偿3208万元。

　　1994年成为农险发展的拐点。从当年起，全省农险业务逐步萎缩，以平均50%的速度递减，目前几乎处于停办态势。去年，全省农险保费收入仅为95.5万元，而去年全省各种保费收入近50亿元，农险所占比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三级跳”，到如今的基本停办，农业保险在省内面临着尴尬。

　　农户和保险企业各有想法

　　农业生产号称“露天工厂”，易为灾害的影响而受破坏，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省份，我省农村“多年致富，一灾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体弱多病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农业需要一种为其提供灾害损失补偿的风险保障制度，因此农业保险应运而生。

　　但是，从现状来看，我省农业保险过多依赖商业手段运作，这样一来，灾害频繁地区的农民踊跃参险，灾害频率较低地区的农民不愿参险，认为划不来。而保险公司运用“大数法则，风险损失频率”确定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

　　这样的事实在独山县得以印证。2002年，黔南州独山县的奶牛养殖刚刚起步，在政府的帮助下，养殖户们从陕西、四川等地引进纯种奶牛，当时市场均价达10000元／头，为降低养殖风险，当地采取政府补贴一部分，农民自交一部分的形式，鼓励养殖户参保。

　　“第一年参保率达100%，谁都怕出事。”独山县下司镇农技员陈华松说，第二年基本稳定后，养殖户们就怀有观望心态，一些没有发生奶牛死亡的养殖户普遍认为“交纳农业保险划不来”。

　　养殖户韦兴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4年，当地保险公司核赔保额为5000元／头，按8%付保费，每头400元。当地政府补贴300元，乡镇农技干部负责保费的10%，这样下来，农户为每头奶牛投保金额要60元。“养5头牛一年光保险费用就是300元，交了心疼，自己多参加培训，把牛喂好就不会出事。”韦兴才说。

　　与韦兴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该县打羊乡的养殖大户张樊伟。今年，张的养殖场已有奶牛100多头，日产近600公斤鲜奶。“没有必要参加保险，一方面我们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奶牛死亡几率小，另一方面，小额的死亡，养殖场也可以承受。”张樊伟认为如给奶牛投保，一年有上万元等于扔进了水里，而且就算投保，理赔手续也极为烦琐。

　　保险公司方面，由于赔付率过高，造成利润过低甚至亏本，不得不提高保费。记者在独山县一份统计报告里看到，在2002、2003年，共办理奶牛保险525头，理赔死亡21头，赔款113000元。“525头收取保费20万元出头，算上公司的人力资本和各项支出，基本处于没有赢利的境地。”当地保险公司一名负责人称。

　　我省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烤烟保险，1992年至1996年保费收入为3199.4万元，赔付支出3044.9万元，加上各种税收和费用按20%计算，则为639.93万元，6年中共亏损485.4万元。

　　有些基层农业保险工作人员称，做农业保险可以说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为此，多家保险公司都不愿意发展农业保险，以免“下乡办保险，沾的一身泥，吃力不讨好”。目前，我省人保、太保、平保、天安等4家保险公司中，仅有人保贵州分公司在开办业务。

　　但是农民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给农业生产增添一道“保险杠”。

　　打羊乡打利村的岑荣杰前年贷款10000元购买的2头奶牛，在2年内相继死亡，因为参加了农业保险，岑荣杰得以获赔7000多元，获得了再发展的资金。今年，岑将养殖的5头奶牛全部投了保险。“要是保费再低一点就好了，负担可以减轻许多。”岑荣杰说。

　　农民灾害保险意识需政策扶持培育

　　有专家认为，农业保险市场萎缩的原因，一是保险公司过于追求经济利益，二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农民与保险公司并不存在利益的对抗，作为保险从业者，应该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给农业带来保险的阳光。”独山县畜牧局副局长柏占彪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推进现代农业过程中要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一些人士提出，我省农业保险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有几种方案值得思考。一是成立政策性的保险公司，进行商业化规范经营；二是成立专门的农村保险协调领导办公室；三是多渠道筹集保险基金；四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建立国家补偿机制；五是走互助合作道路，建立农民风险共担机制；六是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防灾减损。有农业问题研究者将农业保险趋势比喻成博弈论中的正和博弈，即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

　　“要真正做到双赢甚至多赢，一方面，要在农村强势推广参保意识，使农民摈弃一遭灾就等政府救济的方式，积极参保，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农业保险实行积极引导，政策支持，分流保费负担，减轻农民参保的资金压力；保险公司也不能从纯利润角度考虑，还应该更多考虑农民的利益。”黔东南州丹寨县畜牧局局长苗西明说。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认为，种植业作为农业生产中涉及农户最多、风险最大的部分，特别是旱涝灾害，对种植业产生的影响难以预料，因此发展这部分的政策性农险非常有必要。

　　世界上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农业保险，许多国家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即国家通过设计合理的运行机制、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使国家(各级政府)、企业(保险公司)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在开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相互协调；

　　美国实行具有一定事实上的强制保险，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并为农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

　　在我国，上海、四川、黑龙江、广东等省市开始尝试“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以摆脱农业保险的萎缩趋势；

　　广东省中山市由农业局、财政局和人保中山分公司合作，财政出资600万元作为风险基金，当赔付额超过合同规定的保险公司最高限额时，由风险基金承担；

　　2004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设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的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也采用“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

　　今年，中央财政决定拿出10亿元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试点省份已确定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6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