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出国考察没有必要堵死 “学坏”关键在自己

　　出国考察会“学坏”吗？

　　特约撰稿／潘多拉

　　官员出国考察、学习能学到什么？他们回国后从观念到实践会有什么变化？最近，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刑的原四川省凉山州委副书记曹永葆在狱中写下忏悔书，令这个问题再次引起舆论瞩目。

据曹永葆交代，他曾于1996年9月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感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享有高薪待遇和休假福利，而中国官员工资不高，每天陷于文山会海和应酬，“不要说休假，好多人连节假日都搭进去了”，由此心态愈加失衡，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

　　有一种意见认为，像曹永葆这样的官员，出国考察“只会看到国外官员高薪、休假等福利，而不会想到人家的官员受到了多少监督；只羡慕国外官员履职时的轻松和悠闲，而看不到轻松背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只羡慕白宫的气派和壮观，不会告诉公众美国大多数州县的官员办公楼都非常简陋”，如此“错位对比”、“荒唐的比较”，说明他们出国考察非但没有学到先进的东西，反而带回来了“思想腐败”。所以，当前应对出国考察进行全面反思，“但冀惠泽于黎民，取经何必上西天”。

　　说曹永葆们出国考察带回了“思想腐败”，给人的感觉，好像曹永葆们本来是廉洁无邪的清官，怀着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良好愿望，不远万里前往西方取经，不料却受到西方国家的污染，把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带回国内，于是堕落成了贪官。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的。请看曹永葆下面的交代：“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我想的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不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多地是考虑如何生活得舒适一点，车子坐得高级一点，让人更‘尊敬’一点等等。至于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那是我对别人对下属的要求。特别是1996年9月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回来后，我竟然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国民素质片面理解为‘外国不讲世界观改造，不是比我们做得还要好吗？’”可见曹永葆们出国考察前就已经心术不正、动机不纯了，他们原本就是抱着“开洋荤”、“看西洋景”的目的出国考察的，自然是憋足了劲儿要和国外官员比待遇、比享受，否则，他们为什么不从相反的角度对比，多留意国外官员受到的严格监督，多留意国外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很显然，曹永葆们的思想腐败，是在自己职务升迁、权力增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出国考察、学习“学坏”的结果。虽然经过出国考察的“错位对比”加重了一些官员思想腐败的程度，但“错位对比”之“错”，错在曹永葆们自己的对比不得其法，而不是说国外官员的高薪、高福利和履职轻松、悠闲本身有什么错。如果官员出国只看到发达国家官员的高薪，没看到人家官员受到的监督，只看到什么什么，没看到什么什么，正好说明这些官员出国考察得还不到位，说明中国在许多方面向西方学习得还不到家，因此，要切实纠正一些官员出国考察、学习的动机和方法，不能将出国考察、学习视为公费观光，而应非把人家的绝活、拿手好戏学到手不可。从上世纪初选派留学生出国读书，到现在选派官员出国考察、学习，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表现，对外开放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进行。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没有再关上的道理。

　　有论者担心，某些官员出国“学坏”之后，在权力缺乏约束的惯性下，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错位对比”后产生的腐败思想转化为实际，“真会给自己放‘戴维营’式的休假，真会给自己比肩美国总统的福利待遇”。这种担心确有其针对性，但也不能成为关上开放的大门，由“放眼向洋看世界”退回到“中国啥都有，不必学西方”的理由。事实上，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约束，原本就应该是我们“西天取经”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发达国家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我们将能更加全面地学习他们在制约官员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先进经验。对外开放近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学好”是最主要的，“学坏”则是十分次要的，更何况有些坏东西并非从别人那里学来，而是早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土壤中。不能因为担心官员“学坏”，就把“学好”的大门也堵死了，相反，我们迫切需要用向别人那里学来的好东西，来消除我们自己已有的坏东西。

　　此外，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老百姓借助各种资讯与手段，通过出国留学、研修、旅游、探亲、经商、务工等方式，也在对西方国家进行考察、学习。如果官员出国考察没“学好”，老百姓也没闲着，而且也不是好蒙的，完全可以学习西方一些“权利制约权力”的经验，一板一眼地监督、批评、弹劾他们。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就能对出国考察的官员构成巨大的压力，促使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最终取得对国家有益、让人民满意的优异成绩。（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