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让她们变得更自信
从一开始，康健就已经意识到诉讼之路的艰难。
最后的事实应验了他当初的预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起“慰安妇”的案件，而其余两件之前就已驳回。
不过，康健却没有因此泄气，“不是有可能要败诉就不做。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不靠自己去争取的话怎么实现。”康健说：“打不赢也要打。首先不是输在理上法上，而是输在日本缺乏历史观上，但是没有我们的推动，他们也很难改变。改不改变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者一方，如果没有维护自己权力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说，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妇”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大，“劳工是肉体，她们是全身心的。”她举例说，在法庭上，律师甚至会问受害者，“日军强奸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正是因为索赔之路的艰辛和磨练让中国“慰安妇”可以抬起头来。“诉讼给他们正名了，原来别人都叫她们妓女。”康健说：“他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现在敢于对视交流了。好几个受害者跟我说过，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说出来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已知的活人证仅剩47名
面对败诉的结果，康健自然不会心甘，一项新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
“全国律师协会已经成立‘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委员会。希望用5年的时间调查完所有现存‘慰安妇’。”康健介绍说，“主要还是取证，进一步与日本交涉，希望社会各界提供线索。”
事实上，关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工作还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历史学者苏智良。这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93年以来，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证人都已经陆续死去。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的。”
2007年“五一”前夕，江苏省如皋市一名91岁的老人周粉英通过家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妇”。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诉日本罪行之时，另一名活证人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却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来对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万爱花平时最喜欢喜欢玩纸牌打发时间。本报记者 姜龙/摄
万爱花：她代表中国站了出来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然而对日索赔至今没有结果，她仍然在承受着战争的创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欢发自太原 79岁的万爱花和记者印象中差别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她，总是满脸的悲愤，满身的苦难。
第一次见到本人，记者却惊叹她散发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间的衣服朴素大方，说话声音洪亮，被日军压得变形的身体动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满脸的皱纹。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她干净明亮的房间接受采访。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个媳妇，电视上看见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说那是假的吧？我说，电视上演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没受过那个害！”老人讲到这，叹气摇头，但依然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对此，老人并不绝望。“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
战争创伤时刻缠绕
然而，索赔之路毫无进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顿，战争的创伤更是严重危害着她的健康。
万爱花现在居住的这间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费只有230元，不够的钱经常要先向养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济款后再还清。老人的救济款主要来自慈善单位和媒体。山西省慈善总会2002年到2004年捐给她4000元，《山西商报》曾为万爱花转赠社会捐款4000多元，此外，《山西商报》和山西黄河电视台等媒体记者也自掏腰包，救济老人的生活。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万爱花的养女李拉第将它形容为“流窜”。她们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
万爱花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而现在老人经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经常是好了些回来，回来后又过去。她床头摆了五个小药瓶，西咪替丁片、消炎利胆片，都是治胃痛、发炎的药。老人介绍，自己有胆囊炎、胆结石和尿道炎，这些病又引起了胃部和肺部的感染，一旦胃痛就受不了，今年元月到三月又刚住了院。除了生病住院，万爱花很少房间。打扑克、看电视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她说，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赔偿道歉，否则“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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