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晓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谁会成为又一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综改试验区”)?今年全国两会开始,这个话题备受关注。
最吸引人的观点是,综改试验区等同于“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
虽然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包括此次入选的成都、重庆均被国家赋予了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上海浦东侧重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天津滨海侧重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物流业,成都和重庆则明确定位为“统筹城乡”),但是,早先两个综改试验区令人眼花瞭乱的发展,使得“综改试验区”等于“增长极”的看法为大多数人认同。
普遍认为,当前中央政府主导配置的资源,集中表现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方面,这是地方发展最渴求的政策资源,而一旦成为“新特区”,意味着拥有超常规的自主空间,这无疑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则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这就是众多城市奋力争夺“新特区”名额的内在推动力。
看看成都的竞争对手们,今年4月以前,已经排队进入国家发改委“待批准”序列的足足有19个:除了深圳、广州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杭州这些发达市(区),也有积极运作“中部崛起”的武汉、湖南长株潭城市群,还有“东北振兴”的哈大齐工业走廊(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沈北新区(沈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西部兄弟内蒙古呼包区(呼和浩特、包头)、广西北部湾、新疆乌昌行政区(乌鲁木齐、昌吉)……
这些城市都在中国区域经济中处于相对突出的位置,各有各的崛起渴求,为何“下一个”最终幸运地光顾了成都、重庆这对姊妹花?
大量决策过程尚不得而知,但反向推演,也可以捕捉到很多因素:此次成都和重庆明确定位为“统筹城乡”,这是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而二者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集合和叠加了中国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是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
其次,近几年成都积极探索“三个集中”等统筹城乡发展之路,重庆自建直辖市起,一直致力于控制地区发展差异问题。除了自身有强烈意愿,两地都奠定了一定的改革创新基础,这也是国家发改委此番遴选的重要标准。
因此,入选综改试验区,既不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排名,也不是城市魅力的竞争结果,而是国家出于不同领域的战略考虑,向四个区域赋予各具特色的定位。
究竟何谓“新增长极”?成都应当在哪些方面着力发展?这些话题,不应当随着入选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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