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中新社发 胡伟鸣 摄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的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这个时代和李银河的悲哀。
本篇报道，旨在还原一个置身各种争论背后、作为普通女人生活着的李银河。
李银河：我盼望60岁以后的生活
“喂——”声音低沉、急促并且警惕，似乎带着防备。“你们到哪了……对，就是这儿。”
尽管之前已经通过数次电话，并且有过一面之交，但是，当记者因路线问题致电李银河时，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显得谨小慎微。按照她的提示，七拐八绕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栋隐藏在北京大兴郊区的乳白色两层别墅。2002年起，李银河就择居在此。一条大狗龇露着白牙，微微低伏着前肢，趴在门口。“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光着脚，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的李银河笑着打消了记者的顾虑。“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院子里生长着怒放的月季花，阳光打在上面，红得有些晃眼。
“这些都是我种的。”她带着颇为自得的神色和笑意说。
替谩骂自己的网友难过
身为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李银河每周二都会去一趟单位，其他时间则待在家里，除了写论文和专著，就是看看电影读读书，“陪着可爱的小壮壮。”6岁的小壮壮，无疑是她温情母爱的寄托。这个乖巧的小男孩是她的养子，在李银河授意下，他羞怯地向记者问好。
“有时候一想起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依恋我，眼泪就流个不停，眼泪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李银河说。而电影则是她的生活必需品，每天都会看一两部，已经养成了习惯，“要是没有电影频道，那生活质量就太低了。”
对于现在的居住环境，她感觉满意且充满眷恋：“空气特别好，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对于物质，李银河要求不高，“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在生活上，她崇尚节俭，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二百元呢。”
平日闲时，李银河喜欢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
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思绪写进博客。但是，某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让她觉得无法忍受。“我真替他们难过。”她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地面：“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2007年2月4日，是李银河55岁生日。岁月无情，她的白发、眼袋还有抬头纹，已经清晰可见。“小时候，每年过生日总免不了感慨万千，随着年龄渐长，却变得越来越麻木。”她露出笑容，“我的生命在走向后半段，我急切盼望着60岁以后的生活。”
受父母影响最大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李银河兄妹4人，她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现在回想童年，她感觉很幸福，“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1980年1月21日，二人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
当记者问起王小波的缺点时，李银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32岁的王小波也来了。在美留学期间，他们驱车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各国。在美国的4年，王小波基本上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读书写作，李银河下班回来后就忙家务、做饭。他们的好朋友丁学良在一篇回忆王的文章中感叹，“李银河真可谓是贤惠，王小波则像个大爷。”
对此，李银河的解释是：“我不忍心让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李银河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此间，王小波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小说《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后，他干脆辞掉公职，当起了自由作家。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幸福时光让李银河沉醉，却没想到如此短暂。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发给李银河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得到消息后，她“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
后来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一文中李银河深情写道：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最幸福的人；失去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年。2007年4月11日，李银河和12位包括记者在内的王小波的忠实读者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是很私人的，就是一帮小波的粉丝为了纪念他，想做点儿跟他有关的事儿。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我正好没去过云南，就答应了。它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记者问及私下李银河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怀念王小波时，她淡淡一笑，回答朴实无华：“在心中默默想他。”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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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参加过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光明日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单位工作，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005年8月，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
2005年12月，“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的观点引发争议。
2006年3月，“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3月，声援女子上班被强奸提工伤索赔。
2006年7月，为“一夜情”正名。
2007年，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访谈：生命就像幽灵岛
见面那天，北京风大，颇有摧枯拉朽之势。李银河的寓所正在装修，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采访在二楼相对安静的一间书房内进行。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如同波纹一样在她脸上流淌，随着光影转换，这个“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看上去忽明忽暗，仿佛一条水草在湖底飘摇。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始终斜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上还摆弄着一只铅笔，随意而旁若无人，但并不令人反感。
《财经时报》：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财经时报》：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财经时报》：针对你的言论的各种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财经时报》：今年2月初，你在博客上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压力，而使你不得不“闭嘴”，很多人都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涉性观点引来很多评论。有的网友就写信恐吓我，说我为同性恋说话会下地狱，还给我寄来一本讲地狱如何恐怖的书；还有人跑到社科院施压，跟我们领导讲不能让我乱说，院里顶不住了，担心大家误解我的观点就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就让我尽量少说。
《财经时报》：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财经时报》：据我们了解，你即将有新作问世。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和你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
李银河：我之前的作品都很沉重，而这本书相比之下要轻松得多，是一本表明我生活哲学的随笔集，并且收了一些博客里的文章，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财经时报》：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财经时报》：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颗树大。有一阵我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
《财经时报》：爱情常常是不可预知的，你还会结婚吗？
李银河：如果有人想问我会不会像封建时代的妇女那样守活寡，我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如果说生活中有新的遭遇，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结婚，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以后我写回忆录时就会真相大白，现在还是留个悬念吧。(记者吴怀尧）
来源：财经时报
转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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