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工维权 宁可挥拳也不打官司

　　读者来信：

　　我是在深圳打工的外地人，曾经在宝安区某电子厂当保安，工作巡逻中被一辆货车撞成九级伤残，但由于厂方不配合，取证困难，工伤认定受阻，应该得到的社会保险也不能拿到。今年3月，我和工厂的合同到期，工厂表示不会和我签新的合同。

　　赵××

　　记者调查：

　　日前，记者来到深圳市宝安区劳动站了解到，2005年10月1日，深圳市宝安区某电子厂保安赵先生在队长安排下在厂区周围巡逻，结果被一辆货车撞倒，货车逃逸。他被同事抬到医院抢救了3天，治疗费花了1万多元。同事捐了几千元，其他的都是靠积蓄和东挪西借来的。厂方表示会给予2000元的“人道援助”，但并未兑现。赵先生认为自己属于工伤，但厂方说他去大门口巡逻被撞与公司无关。赵先生找到劳动站，工作人员认为他的情况属于社会保障范围，让他去找社保站。到了社保站，工作人员受理了他的投诉，经医疗鉴定证明赵先生为九级伤残，但社保站的工作人员却表示，由于厂方不配合，取证困难，工伤认定受阻，社保站对他的情况表示同情，但也无可奈何。赵先生说，事后他知道公司负责人交代员工，不得给他的工伤认定提供证明，否则将开除提供证明者。

　　今年3月，厂方不再与赵先生签新的合同。赵先生的抗议得到的答复是：“你要打官司就跟你打，打赢了就给，打输了你自己赔。”由于无人作证、取证艰难，官司他打不起，也拖不起，只能忍气吞声。

　　实际上，赵先生的经历只反映了目前劳务工维权“三难”中的一“难”：劳动仲裁取证难。知名维权人士周立太律师回顾自己11年为劳务工维权之路，称劳务工面临维权时基本生活条件无法满足、相关法律滞后于现实维权需要、维权成本高三大瓶颈。

　　在有过维权经历的劳务工看来，劳务工维权有劳动仲裁、到法院打官司、信访、司法调解、向媒体投诉等途径。上述途径在为劳务工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环节上却存在取证难、耗时久、成本高、程序繁琐等问题，阻碍了劳务工的维权之路。

　　王先生所讲述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所在的深圳某电子厂的一名女工因为怀孕打算回家结婚，向工厂请假，工厂干脆将女工辞退。这种明显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引起了王先生和其他工人的不满。他们向厂方表示抗议，厂方却以违反工厂规定为由，将参与抗议的10多人一起开除。离厂前，被开除的几名保安以稍显极端的方式到老板办公室，挥拳头捶桌子大吵大闹，最终获得了部分补偿。王先生和工友们为得到赔偿决定走法律途径，打官司的难度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文本、资料、证明，配合律师和法官取证，经过大半年的开庭、审理、开庭、再审理，原先一起走上法庭的10多个人，因为经不起旷日持久的官司折腾，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三个人。虽然一审法院判决厂方违反有关法规，应对原告予以赔偿，但厂方表示要上诉，这让已经筋疲力尽的王先生和工友面面相觑。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拿到任何赔偿。

　　另一个维权故事中的主人公张百宁则有更为曲折的经历：他以电焊工身份进入深圳市福田区某广告公司，由于工作原因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2004年9月，张百宁提出辞职，要求结清当月的工资并退还押金。但公司有关人员一直避而不见。无奈，他只好去市劳动局信访办上访。信访办建议他到福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4年11月，区劳动仲裁委以张百宁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同时未能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予受理。于是，张百宁到福田区人民法院要求裁决，法院建议先到劳动部门仲裁调解。张百宁只得再次到市劳动局信访办上访，并要求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对他的情况进行仲裁，但一直没有回音。一年后，2006年1月18日,张百宁又一次向福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后者作出的裁决仍是不予受理。几天后，张百宁通过福田区人民法院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以他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律规定60日的仲裁时效，驳回诉讼请求。张百宁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12月1日以同样的理由，驳回张百宁的请求。2006年12月26日，张百宁来到劳动保障局信访办，未获得满意答复。他一怒之下，拆下了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招牌，并向媒体求助。最终他赢得全国的关注，拿到了6500元。

　　应该说，上述3个例子正好反映了劳务工“劳动仲裁取证难、法律途径耗时久、找信访办难解决”这三个难题。在周立太看来，劳务工维权时面临的三个瓶颈：首先，维权时基本生活条件无法满足。一旦劳务工因为维权与工厂对立，他们很可能就面临着被工厂赶离住宿地的境地，生活将受到影响。其次，相关法律滞后于现实维权需要，劳务工维权面临着耗时长、取证难的问题。周立太说，根据现在的法规，对于劳动纠纷类的诉讼，一般要仲裁。以工伤案为例，从工伤性质认定到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一、二审，到劳动仲裁、民事诉讼一、二审，到最后申请执行，所需的法定时间一般要在半年左右。如果中间因为取证等环节出现波折，所花的时间更长。第三，因为耗时长、取证难等因素，劳务工维权的成本也加大。劳动仲裁时，一般还要求劳务工按标的额交费，一些劳务工因此不愿意花钱走司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