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邱立本：给我一个香港 可以撬起整个中国

　　一些香港精英没机会学普通话

　　记：英国殖民香港150年，曾进行观念上的改造。

　　邱：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其实香港和其他华裔聚集区还是不一样，港人始终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情怀。150年来这种情怀一直没变。1949年前后和“文革”两段时期，有许多内地人移居香港，正是这些人给香港留下了深刻的中华民族印记。

　　记：你所说的民族印记，是指什么呢？

　　邱：我可以说，无论是台湾还是内地，都没有比香港留下更多的传统民俗文化。比如说，香港的公共假期，涵盖清明、重阳、端午、中秋在内的所有传统节日，台湾和内地就没有放这么多假；许多在内地一度消失或不重视的民俗，如乞巧节、过尾牙、打小人、烧纸钱等，在香港保存得很好。更不要说“新儒家”和“文化中国”的理念，都是当年钱穆、唐君毅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所奠定的，现在反过来影响中国内地。

　　记：不少民俗现在也开始在内地复活了。

　　邱：是的，在我记忆中，还有好多难忘的片断无法磨灭香港的民族印记。上世纪60年代，大量内地饥民从广东拥到香港。当时内地闹饥荒，香港家家户户都寄包裹到内地去。我还记得小时候，香港街头有人专门提供写信服务，香港许多底层老百姓是文盲，他们与内地亲人通信时，就让那些写信佬代写。经常可以看到写信佬拿着毛笔，旁边那个人一边哭一边讲，有说不尽的乡情。

　　记：但好像现在很多香港人对内地并不是很熟悉。

　　邱：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内地很有感情的一代人，像我父亲都已经过世了。现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对中国大多不了解。

　　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断层呢？

　　邱：这是基于两种原因，一是香港的教育不大教中国近代历史，教到鸦片战争就不教了，而且鸦片战争，英文学校也多用英国的史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香港小学到大学都用粤语教学。不大会说普通话。像我高中毕业时也是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大学时是因为去了台湾，才开始学讲第一句普通话。

　　记：其实深圳是一座讲普通话的移民城市，现在港人过去学普通话很容易啊。

　　邱：以我妹妹来说，她现在是香港一间中学的校长，算是精英分子。但是像她这样的精英从来没有接受过普通话的教育。她主要是没机会学习普通话，根本不能进入到内地的生活、文化和语言环境。

　　记：港人会说普通话对于深港一体化很重要？

　　邱：语言是一个隔阂，也是一道难以绕过的围墙，我觉得是需要解决的。好的是，近些年这种情况在改善，很多香港人开始重新认识内地和学习普通话。

　　回归后香港有充分表达自由

　　记：回归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唱衰香港，当时他们最关注的是香港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受压制，您作为资深媒体人感觉回归以后有变化吗？

　　邱：在谈这个话题前要搞清楚的是，在港英统治时期，至少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香港是不那么自由的，甚至在50年代到70年代，普通港人是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言论表达空间也受限制。

　　记：这样的状况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邱：回归前十年，香港才进入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时代，这个时期法律比较成熟，也合乎国际规范。不过，回归前还没有主流媒体敢骂英女王，因为她是英国权力的象征。回归后我们看到进步了，举个例子，便利店出售的漫画书很畅销，有的是专门讽刺香港政治人物的，这体现回归后香港还是有很充分的自由。

　　邱立本

　　香港出生，祖籍广东省开平。1967年香港中学毕业，1972年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毕业，其后赴美国进修，1978年获经济硕士。1972年－1973年在台北《中国时报》当编译。1983年－1989年任纽约《中报》副总编辑、主笔。1990年－1992年任香港《亚洲周刊》主笔，1995年－1996年兼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1993年至今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付可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