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政:
额头上悬着一面镜子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曾宪梓以并不逊于经商的热诚和认真走上从政之路。
记者:对于您个人来说,这10年在人生中占怎么样的分量?
曾宪梓:这是我个人很有毅力的10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10年。需要毅力,是因为10多年前,我由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忽然患上了肾衰竭,这10多年来我的肾没有一天能正常运转,必须靠透析。但我人生中最难忘和最兴奋的瞬间也在这10年。回归的第二天,政府给我颁发首批大紫荆勋章,这是我终身最看重的一个荣誉。这个荣誉在香港勋衔制度中是最高的,当时授予霍英东、邵逸夫等12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笑)
这个荣誉很重啊。有多光荣就有多重的分量,压力也就有多大,我觉得自己得奖后肩上的责任更重。我不能有任何污点,它就像一面镜子随时悬在我的额头。
记者:您最近提出请辞吗?
曾宪梓:是啊,生命始终是有限的,我也曾经去过一次鬼门关。1998年香港医生都宣布我死刑了,但后来回广东抢救我又生还了。所以我曾宪梓的生命是属于国家,我必须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关于“红色”:
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曾宪梓一直有个称号:“红色资本家”。他个人接受这个称号,并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后代也这样做,甚至要求人们一起监督。当记者追问是什么让他一生都守护着这种“红色”的纯粹时,他给了我一个有点意外又自然朴素的答案——对3元钱的报恩。
记者:您个人的生活很节俭,可是你却给国家捐了6亿多元。
曾宪梓:其实我没想过自己能赚那么多钱,我在35岁以前穷怕了。我17岁的时候,一位负责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当地最好的中学,不仅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由学校负担。那时每个月足足有3元钱的伙食费!那3元钱对我心灵的震撼,你能想象吗?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震撼的钱了。
1963年,我为处理父亲在泰国的遗产带着母亲和妻儿离开祖国。在跨过罗湖桥那个瞬间,我就起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给祖国报恩!
记者:您不仅自己这样做,要求儿子也要像您一样的爱国?
曾宪梓:是啊。我过去曾发誓: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来,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但曾宪梓终究会离去,所以我要儿子像我一样的爱国才行,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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