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回忆香港回归历程(图)

鲁平（前左坐者）、香港经济导报名誉董事长陈陌军（前右坐者）与本报记者合影 吴万生摄

　　3 成果

　　反复斟酌逐条表决

　　《基本法》得来不容易

　　记者：您当时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和克服这些阻力的？

　　鲁平：我们告诉对方不能出尔反尔，原来对方也是主张循序渐进的，怎能一下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个别做工作，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英国统治香港150年，所有议员都是港督委任的，从来没有什么民主，现在一下子要搞大民主，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

　　事实上，起草《基本法》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咨询。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后，一条不漏列出来，包括反对意见，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包括不同方案。拿这些方案到香港再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为什么在全国？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对香港的政策，各省市都要按《基本法》办事，《基本法》是全国的事，大家都有份，都要参与。

　　内地很多人对为什么给予香港这么大的优惠想不明白，如财税不缴纳，为什么这么厚待香港？所幸大家都能理解中央的决策，从大局考虑，不斤斤计较。

　　草案征求意见后又作了修改，最后，1990年1月，总算每一条都2/3多数通过了，3月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这的确是很艰巨的工作。小平同时评价说：“《基本法》是个好的法律”，“是具有历史性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很多问题小平同志都亲自提出来，非常关心。比如这两条就是他定的：既然是《基本法》，宜粗不宜细，给特区政府一点余地；对政治体制，他说，不要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这对中国不适合，要按中国的国情去写。后来确立的是“行政与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以行政主导”。

　　4 斗争

　　彭督惟恐天下不乱

　　鲁平怒斥“千古罪人”

　　记者：在香港回归前后，政治体制如何实现顺利衔接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原本是打算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

　　鲁平：对于这个问题，谈判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斗争、曲折，我们也作了一些妥协。后来形成了钱其琛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交换的七封信，解决了衔接问题，建立了“直通车方案”：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到1997年7月1日时，只要其组成符合《基本法》规定、其议员是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双方也就此签署了相关协议。

　　但是，彭定康一来，就天下大乱了：1992年他提出“三违反”方案，这个方案，一是把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变直接选举，这样，凡是商界的工厂的所有职工，都有了一张票，工商界当选的议员很可能是一个不能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一般职员，因为职工的人数自然比老板多。这是不合理的。

　　区议会议员，原是部分委任，部分直接选举，彭定康也改成全部直选。原来分四个部分，由400人组成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也被他全部推翻，变为全都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这个方案事前并没和我们打招呼就公布了。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他10月来京谈这个问题，态度很强硬，根本听不进去我们的话。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七封信、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他说不知道，什么都听不进去，非常蛮横。大家不欢而散。在上飞机前，我开了记者会，我说了他是“千古罪人”。

　　5 对策

　　好言相劝仁至义尽

　　小平拍板另起炉灶

　　记者：这句“千古罪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现在您的看法改变了吗？

　　鲁平：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香港过渡将更平稳。他给香港带来的坏影响不单止政治体制，还有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回想起来，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1989年后英国对华政策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合作变成对抗；其次是彭定康对中国的情况太不了解，刚愎自用，以为他可以通天，很多事情不和英国外交部商量，这实在和他的个性有关。但归根到底，是和英国当时外交政策的错误有关。

　　我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如果非要一意孤行推翻“直通车”，那我们必将奉陪到底！可他依然故我。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彭定康作为一个代表，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他还是不甘心。即便如此，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17轮的谈判，仁至义尽。他的回应是：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说：另起炉灶！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在1983年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原本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这也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也不准出席预委会的任何会议。我们认为，既然没有“直通车”，就得成立临时立法会。但港英政府认为临时立法会是非法的，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们不准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开会，我们就在深圳开。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香港政府就会瘫痪，很多事情办不了，比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如果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香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

　　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它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