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深港建大都会圈我很乐观

张志刚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在香港成长。

　　“深港建大都会圈我很乐观”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认为，深港两地合作最需要解决人员流通问题

　　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经济的问题是竞争出来的，“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同时必须强调，“一国两制”不是处理香港永远保持经济竞争力的政策，不是一个保障香港永远美丽、永葆经济活力的灵丹妙药。

　　深港之间建立国际大都会我持乐观态度，港府的立场已很明确，要接受建立一个深港国际大都会圈，使资源流动更方便更自由。

现在香港向内地的流通快了很多，但是内地人还不能这么(像香港去内地那样)顺畅到香港，还是有待改进。

　　深圳和香港，“一国两制”政策中“两制”下的成功标本，在全球化进程中，这对连体城市都在快速发展，却也都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深港未来该走向何方，有人觉得两城应该合二为一，但也有港人坚持“不要粘到我”的心态。5月18日，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先生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驳斥了“中央送礼”论，也对建设“深港大都会圈”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一国两制”不解决经济问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香港回归近10年来，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条件，深圳人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实践感受最深，您作为专门研究“一国两制”的专家有何总体评价？

　　张志刚(以下简称“张”)：我们的研究中心主要还是研究香港，但从微观一点看，深圳和香港这对分处两种不同制度的连体城市近10年来的发展证明，(一国两制)当然是成功啦。对于我的回答，有一些人会问，“一国两制”这么成功，为什么还会有人上街游行，为什么香港的房地产要下跌。我认为要厘清一个前提，要从哪些角度来看“一国两制”实践。

　　记：什么前提？

　　张：也就是上述问题是每一个社会每一种制度都会出现的。像游行示威，法国和美国都会发生，这是每一个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一般性的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一国两制”实践上。“一国两制”是用来处理香港历史遗留问题的制度，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混淆到“一国两制”上面。我觉得，“一国两制”最大的考验不是在现在，在过渡的那个时候，在过渡阶段把香港的制度留下来，这个制度已经成功了。

　　记：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张：比较一下就很简单，1997年没有实施“一国两制”之前，香港人担心什么，担心原来的制度、原来的生活习惯，以及香港人所希望保留下来的东西，回归后是否能得到保障。现在看来，这些东西都能保留，所以就是成功的。

　　记：在那个历史背景之下，我觉得香港人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是的。1997年以前，有很多香港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他们怀疑“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只能放在历史背景下去观察。谈“一国两制”是1982年开始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3年，那时一听说内地大学生毕业是政府派工作，香港人就害怕，担心中央会把内地一整套政策搬到香港来，比如大学生不能选择工作，私人住宅要拿给国家统一分配。还有人担心自己买了股票赚得太多，会被国家拿去重新分配。

　　记：但历史证明，香港人的担忧是多余的。

　　张：所以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一套政策出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港人担心的问题。1997年7月1日以后，我们的私有制度没有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没有改变。在香港，还是有这么多人骂政府，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离开香港。解放军来香港也没有出什么问题，相反英军还可以去湾仔喝酒打架。从这一个角度看，“一国两制”是成功的。不光实现了初衷，而且比我们预期还要更好。

　　记：您觉得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以前很多人担心政治问题，现在看来，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经济的问题是竞争出来的，同时必须强调，“一国两制”不是处理香港永远保持经济竞争力的政策，不是一个保障香港永远美丽、永葆经济活力的灵丹妙药。1997年香港经济遭沉重打击，这是每一个经济体都会出现的沉浮，即使1997年香港不回归，香港也要经受竞争，也要承受压力。

　　内地与香港互利不是“送礼”

　　记：目前看起来，经济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因为中央给香港送了很多大礼，包括港澳自由行、CEPA和QDII。

　　张：我们尽量不要用“送大礼”这个词，第一，这个词不好听、不准确，第二，香港人也有一点自尊心。

　　记：但是香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都喜欢用“送礼”这个词？

　　张：不要说送什么大礼。(停顿)这样来说吧，内地一些落后的省份，中央都有政府补贴，这是转移支付。你能不能说这是送大礼，这不能算。因为我负担有很多的义务，有一些地方比如贵州、四川，你不能搞太多的重工业，要保留自然生态，要保护水源地。好了，你不让我搞重工业，不让我搞这个，不让搞那个，环境保留得好好的，我尽了义务，那么给一些转移支付，这不能算是送大礼。在一个国家里面，大家是不同地方，有不同政策来配合，对内地投资最多的地区是香港，这是香港给内地送大礼吗？不是的，因为这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

　　记：看来您很反对“送礼”这种说法。

　　张：不准确，因为一提到大礼就好像是无偿的。港澳自由行放开了，但是香港每天有那么多人去广州去深圳消费，买东西，10年前，整个深圳都是做香港人的生意，香港人在罗湖吃四川菜做旗袍，在罗湖商业城买CD，我们给深圳送大礼吗？不是的。从制度上来说，香港不会限制港人到深圳消费，花钱，但是对于内地人到香港消费、游玩，以前是控制得非常严格的。举例来说，香港人早上去喝茶，买东西，下午去按摩，晚上再回来，消费两千块，那么我们香港就少了两千块的消费。现在搞自由行，等于是打开了一个通道，让内地也有些水对流过来，让内地朋友到香港的铜锣湾和中环去买买东西，这是互利，不是送大礼。

　　记：您觉得单方面的人员、资金流动对香港是不利的？

　　张：是，但这是香港自己造成的。1997年有一个叫艾敬的女歌手，曾经唱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我的1997》，大概意思是“我很想去香港”。你知道当时香港人有多大的反应啊，如果13亿内地人都来香港玩，香港秩序会不会乱啊，很多香港人当时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刚刚回归，中央没有放开内地人到香港游玩的口子。在经济方面，香港的资金和资源不断输入内地，而在消费方面，香港人的吃喝玩乐全都流往内地，导致香港消费不足，因为没有补充，这损害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记：按您的观点，中央的新政策更多是促成香港与内地经济双向流动？

　　张：这就是在“一国两制”基础上，双方如何调整彼此的位置。作为中央政府，要平衡每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包括香港现在面对的是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社会都要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化之下，我们怎么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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